在第二段的开头，作者写道：“首先要感谢王世襄夫妇。他们对我非常好，每次有问题去电话想当面请教时，他们就说，过来吧，没事。”“王世襄夫妇”，这话也太刺激了。作者是一名“70后”，比王世襄先生和夫人袁荃猷先生晚出生将近六十年！对比自己年长一个甲子的两位老先生直呼其名，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对自己导师的称谓。按理说，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除了作者本人，付出心血最多的就是导师了。遗憾的是，作者不仅没有在向导师致谢方面专门花费笔墨，而且一上来就是“其三要感谢我的导师某某某”，连最最基本的“老师”、“先生”、“教授”这样的后缀都一概省去，难道作者觉得这样顺口吗？真不知道，假如作者的导师看到这句致谢话，该作何感想。

　　在中国，称谓有许多讲究，清代的学者梁章钜就编撰过一本《称谓录》。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过于客套的称谓已经过时了，但是，这并不等于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可以不讲基本的礼貌。尤其是读书人，假如连最基本的规矩、礼貌都一无所知，或是一概丢弃，那可就真的是“有知识没文化”了。（刘运峰 刊今日《文汇读书周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