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老科长去世了，我惊诧许久。曾和他共事十多年从未见他生病吃药。他离休后我每次去看他，他都神气十足，怎么就突然走了呢？据说他走得仓促而平静，就像接到了执行任务的命令，雷厉风行地远去了。可我总觉得他没有远去。他还是老样子，一年四季总是一身干净严整的检察制服；讨论案件时，他总会默默地眺望着窗外，习惯地来回捋着根根挺立的一头光亮的白发；午休时，他总要叫我陪他下军棋；还有他一开口就有一股浓浓的大蒜味儿……特别是他临近离休的日子就越加忙碌，连午休时喜欢的军棋也放弃了，不是叫我一起整理卷宗文书，就是促膝探讨一些案例，还常常是楼上楼下跑来跑去为同志们“打杂”做后勤。有次，我见他抱着一大摞笔录纸劝他别累着了。他嘿嘿一笑说：“闲着难受，这点事累不着。”看着他的慈祥，欣慰之中又夹杂着将要分别的伤感。

　　老科长是山东人，经常带着煎饼卷大葱大蒜当午餐，故而有些同事叫他老山东。或许他浑身洋溢着山东人特有的厚道，同事们喜欢和他在一起，也爱与他开玩笑。但在我心目中，他既是严肃的领导，也是慈善的父辈。那时我才二十出头，一进机关他就叫我和他一个办公室。起初我十分忐忑，一来他是领导，我怕不自在；二来邻桌的内勤是个姑娘，我怕拘束。但后来的工作中，我不仅没有压抑拘谨之感，反而是舒心畅快，好像自己还是个孩子，总会有父辈的关爱。而这种关爱，除了工作上的严格要求和做人道理的灌输，还包含了对我们小青年终身大事的操心。科长经常安排我和她一起做外勤。我给他理发时，他也要叫我帮她做些修剪。尤其在我被派往皖南某农场工作的一年里，科长总要叫她把我每月的工资送给母亲。虽然我和她没能终成眷属，但他得知我们各自有了意中人后，就像了却了一桩心愿似的开心无比，还不时地嘱咐我们要工作爱情两不误。当然，科长对我的关爱远不止于这些，关心的还有我的工作和学习。那时我没有文凭，他就逼我参加自学考试，直到我通过大专、本科和研究生的全部课目。即使他离休后每月到单位参加支部活动，也要到我办公室过问我的工作学习。有一天，还把多年积累的案例整理好送给我说办案如医病。医生病例多临床经验就丰富，侦查员案例多就能找得失促水平。而幸亏有了这些宝贵资料，才让我完成了中国法学丛书的部分著作，并获得了学术奖。不久，在我调离单位的秋日，我带着新书和两盆菊花去看他时，他立马用毛巾擦了手再拿起书认真地看着连连说好，还鼓励我要多耕耘多收获。

　　老科长钟爱菊花。每逢菊花盛开时，他总要送我几盆亲手培植的菊花。他说菊花是君子，即使花朵枯萎也不凋落，而是“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做人做事都应当有这种坚韧如一的风格。每每回味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我总感到背后有股无形的力量和一双犀利的眼睛，在推着我看着我一路走着。

　　又是菊花盛开的日子，而院内一角的菊花比往年愈加茂密灿烂，仿佛在等着曾经的赏花人；树叶金黄的枝头上两只白头翁歌喉婉转悠长，那是在呼唤一个白发苍劲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