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曹山 1947年出生于上海。原上海外贸学院外语系讲师。1988年赴美留学。在纽约市立大学教育系获英语教育硕士学位。其后在纽约各高中教书。目前已退休。

　　海内外凡是六十岁以上，对英文学习下过一点功夫的中国人，多半都听说过葛传槼先生的名字。他参与编辑的《英汉四用词典》风靡一时。其实，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葛传槼就对英文界与教育界有着影响。论学历，他只是个初中毕业生。家父在“文革”初期去世后留下一些旧书，其中有一册早期《英文杂志》（The English Student，上海商务书局出版〕，在“答读者问”栏目里，我看到葛传槼作为读者向主编胡哲谋先生请教的短文。后来他考进商务书局，据说他不断地向老前辈质疑问难，谁也没有他提的问题多。他用英文写一个专栏，好像叫Over the teacup,每期都有一篇短文，后来结集成册，叫《文学刍语》。中华书局办的《中华英文月刊》早年的主编是眭绍盱，葛先生是撰稿人之一。但后期葛传槼任主编，眭绍盱改任编辑。等兢文书局创办《兢文英文杂志》时，葛传槼任主编，编辑则包括他的几个前辈，如眭绍盱，苏兆龙，王翼廷，吴铁生，还有在美国得文学硕士学位的谢颂羔，语音学家谢大任，以及语法学家陆贞明。葛在这几本英文杂志里除了写专栏文章和注释散文外，还负责答读者问。

　　这个时期葛传槼除了编《英语惯用法词典》外，还用英文写了一本《学童日记》，用中文写了一本《怎样自学英文》（How to Study English Without a Teacher)。后者的序言是老实话的典范，他声明书中的一切全是个人的经验之谈，并坦承自己看英文电影还听不懂里头的对话。他说，自己不会的东西决不教人，并在括弧里注一笔，说，虽然不会有人来拉他到电影院去考他。最妙的是，他说，如果有人引用某些英文博士的话来反驳他，那他只好一声不响——但仍坚持自己的见解。为了帮助大家自学英文，他金针度人，编注《现代英文散文选注》。还出版中文讲解单行本。这两册书，文章注重趣味，而注解之详明，充分体现编者的苦心。从中获益者，至今健在的，恐怕人数还不少吧。

　　“文革”初期我在百无聊赖中，翻阅家父在世时收藏的几册英文月刊，研读葛传槼的文章与注释，得益非浅。其后斗胆用英文写信向他请教。第一次收到他的复信，称我英文fairly good（尚可），信心大增。在“上山下乡”大动员的紧锣密鼓中，自学英文使我遨游于与世隔绝的自己的天地中。我每隔几个月把积累下来的五六个问题寄去，然后隔几星期收到他的解答。有一次问他proletarian dictatorship一语是否有误解成“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他回答一个 “No!” 笔触间透露了他的惶恐，因为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这种学术问题可能招致大祸临头。我曾将他的《英语惯用法词典》从友人处借来，通读两遍，后来在阅读中每见与惯用法相异的例子便抄寄给他，他来信称我为valuable correspondent (“可贵的通信人”)。我与他从未谋面，深以为憾。

　　后来，机会终于来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个秋天的下午，我从市中心出发，骑了将近两小时自行车，去复旦大学教师楼，看望时任英文系教授的葛传槼。正巧有人从南通带来几只螃蟹，彼时属于稀罕物，不敢自私，决定送五六只给葛老尝鲜，略表谢忱。那天他午睡刚起来，坐在客厅单人沙发上，偏胖，看得出个头很高，跟我想象中的样子不同。那时没有私人电话，我贸然造访，不免有点忐忑。寒暄几句之后我把螃蟹呈上。他显得很高兴，我心情慢慢放松。

　　那时节，我正在读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名篇《熊》，开头部分看不懂，通篇读来也没有兴味。如果在今天，自然会秉着袁中郎 “读不下去的书让别人去读”的箴言，弃之不顾。但那时求知欲强，忍不住告诉葛老，料想他一定有以教之。谁知他答道：“福克纳确实很难读：有时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都明白，但连起来就不知所云了。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当我亲耳听到他坦承自己有看不懂的句子时，不禁有点吃惊。以他的名望，大可不必对我那样一个后生小子自暴其短。改革开放后，他在刊物上发表几篇论翻译的文章，主张“直译”，所引中译英例句之一大意是说某人太“小儿科”，他译以pediatric，并附注说明 “小儿科”是借指 “小气”。我其时已在大学滥竽翻译教师，认为翻译附注的做法是下策，一则不必拘泥字面形式，二则破坏行文流畅，便去信，直言不讳，说他的译文与其说是翻译(translation)，不如说是注释 (annotation)。信寄出后觉得自己有点造次，不料他很快回信表示感谢。可见前辈学人的谦虚的学者风度。

　　这时他太太从厨房进来，手里端着一杯牛奶交给他。我想起他年轻时曾与一个笔友用英文通信，后来结集成《致友人书》 （Letters to a Friend）出版。其中讨论择偶标准时提及英文谚语“Beauty is only skin deep” (美貌只是皮相而已)，但接下来说 but somehow I like it.（但不知怎的我还是喜欢美貌）。那书是朋友借我的，看完就还掉了，但那两句话却记得很牢。想来他太太年轻时一定是美貌的，但此时已入迟暮之年，想象不出年轻时的样子。

　　“钱锺书你知道不？”我忽然问道，想听听他对钱锺书的看法。“钱锺书？你是怎么知道他的？”他好奇地反问道。

　　那时极少有人知道钱锺书，而我是如何知道的呢？“文革”后期，我在街道生产组上班，偶然看到上海外语学院校刊上《开罗文件》中文翻译和原文，不免咬文嚼字起来。我发现几个译误，就写篇文章《略谈开罗文件的译文》投过去。校刊编辑派人来街道生产组外调，又把我叫去面谈。原以为作者是个老人，不料我才二十来岁，而且全无师承，没有背景。他们不但发表我的文章，还让我翻译出版了两本书：《俄国的空间讹诈》和《中央情报局和情报崇拜》。从此我以“纠正教授的译文”在上海各街道知青中小有名气。我同事杨君珊知道后笑咪咪地问我：“你知道钱锺书么？他的英文好的不得了”。

　　我想了想，记得在某英文杂志上葛传槼有篇文章同钱锺书商榷对一个英文词语的理解。那词语本来是从汉语古文翻成英文的，钱锺书把它还原为“厨放”，而葛传槼则表示不同的看法。那破残的杂志已不知丢到哪里去了，我对那篇文字也不感兴趣，但对钱锺书的名字却留有印象。杨君珊笑着说，钱锺书是个天才，中英文都好的不得了。第二天她借我一本钱锺书著作合订本。她还推荐了《围城》，那书名也是第一次听到。我看了钱锺书的作品，佩服得五体投地。

　　葛老听了我的解释，微笑着答道：“我不认识钱锺书，但我知道他。钱锺书认为，他的英文天下第一，中文也是天下第一。”

　　钱的“狂”名声在外，而且确有“狂”的资本。但看来葛老并不认同钱锺书的自诩。葛老是英文惯用法专家。论文字的严谨，窃以为他的英文写作水平并不在钱锺书之下。《牛津辞典》编者H.W. Fowler就对葛传槼的英文信非常赞赏，称道说 nowhere betrays, as nearly all foreigners' letters do by some trifling lapse in idiom, that its writer is not an Englishman（凡是外国人写的英文信几乎总不免在惯用法上有些许瑕疵，但你的英文信没有一点外国人写英文的痕迹），并说他 writing English as no other Chinese can（他英文写作之好，中国无出其右者）。钱锺书虽然学富五车，但正如英谚所云，Homer sometimes nods (荷马也有疏忽的时候)，所谓百密一疏，钱先生写的英文偶尔也有小语病。当然那是白璧微瑕。即使英美大作家也不免于语病，H.W. Fowler的The King's English 《标准英文》就是讨论此类语病的专著。其实，葛传槼和钱锺书各自做不同的学问，即使单就英文而言也几乎没有可比性。但那时我少不更事，看了《三国演义》总要想象：如果赵子龙与关云长交锋，谁占上风呢？

　　“我同事杨君珊告诉我，钱锺书是她的姑夫”，我说道。“她姑妈叫杨绛，学问也好的不得了。她父亲是杨绛的小弟弟，眼科医生。她家住在新乐路东正教堂旁边的公寓里。”

　　葛老说，“呃，杨绛的弟弟是个眼科专家？应该是oculist,不是 optician（光学专家）”。就是闲聊，他也没放过英文字辨义的机会。文人积习难改，据说1949年胡适之跑到纽约，无聊时也拿笔在不相干的中文报纸上修改病句。坐了半个多小时光景，我想起葛老参与编纂的《英汉四用辞典》 里的一句话，Don't wear out your welcome(不要逗留太久令主人生厌)。于是我起身告辞。骑车回到市区，已经是万家灯火。

　　三十余年过去了，葛传槼和钱锺书先生都已作古，但葛老讲起话来慢悠悠的神态犹历历如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