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影视《红岩》的读者观众都知道华子良这个奇彩人物形象，其实世间确有其人，名叫韩子栋。韩1908年生于山东阳谷，25岁时加入共产党，奉命打入敌特机关，后被叛徒出卖，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囚禁生活，辗转被拘押到息烽阳朗坝军统集中营，结识了一个当时盛传“蒋介石胞兄”的狱友郑发。1946年戴笠座机失事后不久，息监撤消，郑发暨妻女被礼送返乡河南许昌；华子良（韩子栋）则遭转押到重庆歌乐山渣滓洞监狱。是年初秋，他越狱成功，穿了郑发送的一套新布衫裤，昼伏夜行，回到解放区。这些情节大家都是熟悉的。

　　物换星移，人间改写春秋。新中国时代，韩子栋先生先在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工作，后调任贵阳市委副书记、贵州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常委，十分低调地工作与生活。因女儿韩秀融在北京工作，他常赴京，与昔日对手、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沈醉有过往，还有难友宋绮云夫妇幸存的儿女、“小萝卜头”（宋振中）的大哥宋振华等交谈苦难岁月人人事事，感慨郑发的侠肝义胆（郑发夫妇也曾赠衣食给“小萝卜头”），遂决心俟机去许昌一转，探望这位风雨故人。

　　其实尚在1962年，韩子栋在贵阳市委任上，他的秘书赴京途经许昌，曾受托专程去河街公社看望郑发，送交韩的一包茶叶和一个信封（内藏200元现款）。贫农成分的郑发苍老又贫困，正经受时代饥馑煎熬，但他只收了茶叶，退回信封。秘书无奈，再去了公社，把韩子栋的一封亲笔信交给书记。自此许昌城乡盛传，这个“蒋介石胞兄”的郑发“冒着白色恐怖危险，掩护共产党员革命志士”的美事，受到乡亲们的尊重，使这位老农避过了“文革”初期的狂飙。但郑发在1973年时病故了。

　　1987年4月下旬，年届八旬的韩子栋赴北京，参加市少年宫“小萝卜头”塑像落成典礼。5月初，他由女儿伴侍，并偕宋振华、宋振镛兄弟离京南下，抵豫后，先后应邀在郑州、洛阳、开封作宣传革命传统报告。许昌市政协闻讯，派作家李耕五专程到郑州去迎接。李告诉韩等一行，郑发夫妇已经病故，曾被称作“小公主”的女儿郑喜云因呆过军统息监而活着出来，又因传说被宋美龄认作干女儿，所以在“文革”中被清洗出工厂，现在落实政策了，但也退休了。

　　他们来到许昌招待所，早就等候在那里高个儿的双喜、喜云兄妹迎出门去，直呼“韩伯，韩伯！”泪流满面。韩子栋启动皱巴巴的嘴巴（牙齿在狱中被打光了）颇为漏风地说：“喜云姑娘啊，长得这高了！你多次救助我这个‘华子良’，真是疾风知劲草，患难识真情！”转又介绍宋氏兄弟俩，宋振华说，“郑大伯大婶古道热肠，勇敢照顾我们的父母和小弟振中，感铭心中。”大家说着谈着，都眼泪汪汪了。午餐后，韩子栋专门为郑喜云书写了一个条幅，有云：“喜云同志，解放前，你在息烽监狱中，表现很好。老战友韩子栋。”运动风雨虽已过去，但阴云犹滞，老战友还是着意保护女难友。

　　韩子栋重访许昌故地，还惦念着另一位故人，他当年（1947年）越狱逃到许昌时驻足打工的交通旅社掌柜杨文彬。杨不仅善待他，而且想久留他。杨掌柜健在，闻讯，早就准备了一桌好酒菜恭候。但还是被市政协请去公宴了。两人一见面，韩拉住杨的手，上下端详。杨喜笑颜开，半晌道出八个字：“吉人天相！果然不凡！”韩激动地说：“感谢杨掌柜你和郑发大哥，当年你们给我办了身份证明，得以让我顺利返回解放区！”席间交谈中得知，“交通旅社”现今尚在，易名“文明旅社”，由杨掌柜的外甥经营。餐后，韩子栋为该店题写了招牌。

　　韩子栋何以对许昌眷眷有情？说来还有一段传奇的经历，一言以蔽之：许昌，“华子良”的生命驿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