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海知青，抗抗是杭州知青，当年在北大荒下乡时，我们俩并不在同一个农场，但我们的相遇相知是偶然也是必然。

　　上世纪60年代末，大约是1968年吧，我因为父亲的“走资派”问题，成了“逍遥派”，整天无所事事。一天，父亲回到家，带来一个年纪与我相仿的女孩，告诉我，这是他一个老朋友的女儿，大串联来到上海，希望我能和她成为朋友。我见她瘦瘦的，有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扎着那时我们流行的两根麻花辫。她告诉我，她来自杭州，是66届初中，哦，比我小一届。

　　当知道她来自杭一中时，我马上兴奋起来，因为我从小喜欢看书，父母为我订阅了《儿童时代》《少年文艺》等期刊，经常看到有一个名叫“张抗抗”的杭州一中的少年朋友发表文章，由于名字特别，很快就记住了这个名字。我虽然喜欢看书，但写作文很烂，常得“3分”（我中学时代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实行5分制），因此对这个“抗抗”有点崇拜。我很兴奋地问她，你认识她吗？她笑笑，说我就是抗抗呀。这下我惊讶了。因为有了好感，尽管那时刚接触，便马上像熟悉的老朋友了。

　　1969年，我下乡去了黑龙江的长水河农场，抗抗来信告诉我她也来黑龙江了，在鹤立河农场。长水河与鹤立河分属黑河与合江地区，相隔很远，因此书信往来便成了我们联系的纽带。每天在繁重的农活干完之后，收取信件是我们最大的期盼和享受，除了家人来信，我最盼望的是能收到抗抗的信，她的来信往往很长，在信中向我倾诉苦闷和烦恼，也常常交流读书的感想。照现在的话来说，她是我的“闺密”，以至于她当时在农场的种种不顺，我都知道一些。我惊讶于她敢爱敢恨的叛逆个性，也佩服她的顽强毅力。有一段时间，我在农场很郁闷，感到前途渺茫，在那段时间，我和抗抗互相鼓励，写了很多信，遗憾的是，这些信件在我离开黑龙江时，全部付诸一炬。我们还曾引用了雪莱的诗句：当冬天来临之时，春天还会远吗？并互相鼓励：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我小时候学钢琴，喜欢音乐。她爱唱歌，也喜欢音乐。我下乡时把心爱的歌本带到了黑龙江，里面抄录了许多我喜爱的歌曲，如歌剧《白毛女》、《春雷》、《红珊瑚》，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五朵金花》、《刘三姐》等插曲。抗抗常写信来向我要歌谱和歌词。我抄好给她寄去，但这都是偷偷进行的，因为那时这些旋律大部分是被批判的。

　　第一次回家探亲，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相约在西子湖畔，抗抗租了两辆自行车，保俶塔、虎跑泉、玉泉、九溪十八涧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在西湖边上，抗抗还请我吃了最有名的西湖醋鱼。在杭州，我俩全然忘记了农场里的种种艰难不快，被眼前的快乐笼罩，似乎真的在“天堂”。

　　我在农场时，参加了场里的文艺宣传队，当时有一位插队到呼伦贝尔草原的天津知青张勇，为了抢救队里的羊群，被洪水卷走，献出了生命。为了宣传她的事迹，我们宣传队决定排练一个节目，此时我想到了抗抗，写信求援。她二话没说，就把长篇诗朗诵《张勇之歌》赶了出来，我们配上音乐，文艺汇演时，这个配乐诗朗诵还得到了农场的表扬。

　　大约1975年，抗抗写下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分界线》，那时我已回到上海，抗抗也被文艺出版社借调来沪修改这部小说。遗憾的是，她很忙，我也忙，所以见面机会不多，不过毫无疑问，我是这部小说的最早的读者之一。

　　现在抗抗已是著名作家，她送了我许多著作，可惜我并没有在写作上有多大的长进，但这不妨碍我们之间的友谊，那是我们的青春岁月，也是被冠上“知青”标记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