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秋，我从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67届初中毕业，分配到崇明东方红（原名百万沙，后更名长江）农场机械化大队三中队务农。当时，我刚过16岁，虽然年龄尚小，但也知道，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了市区常住户口，就没有了相应的粮油票证，要想在城市生存，就会变得异常艰难。特别是，当我听到去新疆农场的社会青年，谈起无奈失去上海常住户口后的亲身经历后，也意识到户口注销后想要恢复，是难上加难。只是不注销就不能报到，无法领取工资，还将成为被再次动员“上山下乡”的重点对象，最终分配到更远更艰苦的农村去。这样的结局我也不想尝试。

　　我一直煎熬到注销截止日前的最后一天，才从家里拿出户口本，独自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所属派出所办理手续。

　　“小同学，是来注销户口的吧？”接待我的是一位穿着草绿色警服的中年男民警。他只是瞄了我一眼，就脸无表情地随口说出了这句话。

　　注销户口？民警同志，你为什么开口就问我这样令人伤心的话？难到我的命运注定是要被注销户口离开市区的吗？你难道就不能问问我，是不是来报户口的？

　　“小同学，你是到外地农村插队落户？还是到边疆农场干革命？”民警见我一声不吭，又连续发问。

　　实际上，市区66、67届高、初中毕业生分配到市区工矿企业的不需要动户口，到属地公安派出所来的，都是来办理迁移手续的。

　　“我是到崇明农场。”我轻声回答，并递上粉红色的毕业分配通知书。

　　“喔，你是分配到崇明农场的？”

　　“嗯。”我不愿意多说话。

　　“小同学，精神振作一点，不要垂头丧气的。能够分配到崇明农场，相当不错的了！那里可是个好地方啊，路近啊！”民警连声安慰我道。“在你之前，我刚刚注销了两个学生户口，一个是到黑龙江农场的，一个是到江西插队的。你说，你是不是分配得不错？如果他们能够换到崇明农场，肯定会很高兴的！”民警一边继续自言自语起来，一边“巴哒”一下，盖下了一个小长方形的红条橡皮图章。

　　我从民警手里接过户口本，连忙打开内页，“户口注销”四个醒目的红色隶书体字，赫然出现在我的户籍栏上。我知道，从现在开始，我已经从学校学生、市区居民，变为了郊区农场职工。我只能接受事实，转而求其次。我觉得民警劝慰我的话不无道理。前往崇明农场务农，在“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毕业分配“四个面向”里，的确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想到这里，我的嘴里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　　　　周海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