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读者眼里，在下大抵也忝列所谓“学者”，可是我真的对很多“学者”避之不及，不为别的，就为他们好像不大会“说人话”。他们喜欢臆造一个扑朔迷离的“学术题目”，然后一二三四煞有介事地用套话“论证”之，尾巴处必有一大堆引文，以示“读书很多”。

　　不说远的，就说我所熟悉的“文艺批评”。因为职业之故，经常会收到一大堆相关“学术刊物”，然而说老实话，遍阅目录，很少能引起我阅读兴趣；好不容易发现一个貌似深刻的好题目，一读文章，或平铺直叙或诘屈聱牙，不忍卒读。于是我就比较留意“非学者”的文章，而且往往有惊喜收获。比如王安忆，比如余华，比如韩少功，他们很少用“学术语言”，但是“乱弹”之中有真知灼见，于不经意间“命中”我久思不得其解的某个问题。于是悟到：“真问题”一定会有“真答案”，而所有的“真答案”一定是言简意赅一语中的的，假如“弯弯绕兜圈子”地旁征博引言不及义，一定是因为没有真正想明白，没有找到真答案。记得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有一句名言说，经常有人向我推荐某某学者如何了得，我只问一句：“他说过什么”？张五常真是睿智，他很明白，所谓的一流学者不是因为你著作等身或名声在外，而是因为你为某个学术领域贡献了什么。言之有物的好文章不用太长，找到其“关键词”，就能掂出含金量。

　　说到“关键词”，我觉得这是需要发现和寻找的，它们有时不一定非常显赫地特意标出来，而是如灵光一现般地夹杂在某些谈话、散记、随笔之中。比如今天看到一篇记者对美国梦工厂CEO卡森伯格的专访，他的一段“随口回答”就很有嚼头，他如是说——七八年前，我也没想到这个产业的发展这么壮观，发展得这么快。2008年我看到了《功夫熊猫》在中国的成功，它让我扭过头来，告诉自己那不只是“对了这边观众的胃口”那么简单，肯定还有别的因素。现在往回看，你会记得那时候《功夫熊猫》是有争议的——好的那种争议，人们惊到了：一个外国公司怎么会这么懂中国？我想这件事帮我们打开了大门，没人教我们要干什么，而是我们自己的创作本能完美地命中了目标。这也鼓励了我们，更加跃跃欲试地想要投身到中国这一波发展浪潮……

　　我要特意把隐藏其中的四个字挖出来分析一下，这四个字就是“创作本能”。他是说，其实做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胜算的把握，而是凭着对艺术和市场的本能判断，按照创作创意创新的内在规律，“歪打正着”地取得了成功。可是“完美地命中了目标”真的只是偶然侥幸吗？并不是。他意识到，这一切，不只是“对了这边观众的胃口”那么简单，肯定还有别的因素。这“别的因素”是什么，他没有像“学者”一样子丑寅卯地娓娓道来，或许也没有“能力”条分缕析地“写论文”，但是有这句话这就够了。我想，在他们的“创作本能”里，不乏人性、价值观、幽默感、民俗心理、喜闻乐见的形式、桥段的合理衔接、视觉冲击等等，所有的一切加起来，才会“完美地命中了目标”。如果只是为了“对这边观众的胃口”，未必有胜算。其成功，不是因为简单的“懂中国”，而是其“创作本能”内含的普适性和独特性，帮助其“命中目标”。

　　其实像卡森伯格这样于不经意间说出“关键词”的艺术家还有很多，他们集一生的经验和感悟，“点死穴”般地道出一些至关重要的艺术观点和发现。作为文艺的研究者，我更倾向于“学者”们从这些优秀和伟大的艺术家身上去寻找“文艺命题”和“文化命题”，而不要沉迷于“既成话语”和“习惯套路”。如果有一天，我们铸炼出与世界齐肩的“研究本能”，能够经常性地在一些文化领域和命题上“完美地命中目标”，给人启迪和惊喜，那才叫人惊艳。至于像不像“学者”，又有什么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