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度潜伏 迎接解放

　　工运领导人张祺、陈公琪等知道父亲屠基远在商务印书馆时认识王先青，遂决定让父亲去找王先青，打入国民党内部。王先青是上海市商会里的国民党市党部委员，又是杜月笙的徒弟。他将父亲介绍给当时的卢湾区区长章鹏若。1946到1947年，父亲打入上海卢湾区民政局，任户政股主任。他曾为地下党提供过各种“身份”证件，并随时向党组织报告敌人内部动态。不久党组织又决定父亲去“竞选”伪区长，虽然没有成功，但暗中扩大了党的影响。父亲先后派两个党的外围积极分子黄继茂、朱钟麟打入区公所，1946年发展黄继茂入党。但不久被敌人察觉。

　　1947年10月，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下令逮捕父亲。父亲在组织的安排下，及时隐蔽，避开了敌人的搜捕，辗转南京。党组织派毛齐华转交给父亲路费和联络关系，将父亲派往香港。

　　1949年2月，上海解放前夕，张祺再次要求父亲潜回上海，负责国民党民政系统的秘密接管和组织工作。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回到上海，找到了仍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朱钟麟等人，了解情况后，布置他们收集民政局及各区局的名单、地图、资料，将“约法八章”等党的文件，分别寄送给各区人员，进行政策宣传，并要求他们保证户籍册完整等待接管。他每周要同这些人员秘密联系二三次，了解工作情况和国民党动态，然后再编制宣传内容，派已被策反的一批国民党政府的公务人员去印发。当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国民党每天在杀人，用重金悬赏鼓动保甲长搜捕共产党人。这些被策反过来的国民党政府人员都是冒着杀头的危险，为上海解放做了很多工作。国民党逃离上海前夕，下令烧毁户籍册及破坏身份证存根，但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很多职员自觉出来保护，保全了30个区的400万市民的户籍资料和一大批重要的敌伪档案，为新上海的民政建设做出了贡献。

　　当时父亲是秘密到沪，既不能同家人联系，又不能在公开场合露面。4月到5月，父亲住在周祥生家里，当时苏州无锡已经解放，父亲谎称是从苏州逃出来的。在周家，父亲对周祥生和爱人鲍颜和进行教育，要他们为革命贡献力量。他俩也千方百计地掩护我父亲，直到5月25日上海苏州河南部地区解放。解放后，他俩都入了党。

　　上海解放后，父亲又穿上了军装，成为军管会的政务接管委员会秘书主任，参与接管30个区的民政局、参议会。6月下旬，上海市人民政府民政局成立，曹漫之任局长，黄序周任副局长，父亲为秘书主任，1950年5月被提升为副局长。

　　“潘案”蒙冤 “文革”磨难

　　建国初期，父亲兼任市政法委里弄工作委员会主任。他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利用积累的社会人脉，和他的同志们一起创建了上海城市居委会——“里弄政权”建设的治理模式，其中的工作原理至今还在沿用。

　　自1950年起，遍布上海的11155条里弄逐步建立了居民委员会。到1954年1月，全市共有居民委员会1847个，居民小组约有3.6万个，居民委员会委员95284人，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覆盖到社会基层的组织网络。

　　父亲写的《城市居民委员会工作》一书，从主导思想到组织结构、地位、性质、任务及人员配备、工作方式、经费筹措等，都有详尽缜密的论述。该书是我国群众基层自治组织的第一部专著。

　　之后，他调任市政协副秘书长。谁知，厄运也随之到来。1961年，父亲被停职了，说是和“潘汉年案”有关。后来才知道，其实是莫须有的所谓的“历史问题”：父亲在地下党的时候，打入国民党内部，奉党组织之命竞选卢湾区长，兼任了20多天的国民党区分部的书记，但没有去上任过。这一情况已及时向党组织汇报过，想不到却成为“历史问题”，“文革”中还作为所谓“大叛徒”罪证。

　　父亲在家里赋闲了两年，但他很乐观。他经常用“李越、李禹、寄园、屠扶、李更生”等笔名，为《新民晚报》等报刊写杂文，既以此打发日子，又可用稿费来贴补已经很清贫的大家庭。

　　两年后，审查仍没有结果。父亲打报告给市委，要求到基层第一线去工作。结果组织上安排他到一〇一军工厂去做副厂长，组织部说是担任副职锻炼，随时上调回市里。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全家都为他高兴。父亲在这个厂里努力工作，很快取得了成效。一〇一厂成为全市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先进集体，《解放日报》发表了整版文章予以宣传。

　　正当市委准备调他回市里工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又被作为厂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造反派的轮番批斗。大标语刷到了我们家的门口。那年的夏秋之际，我们家来了两卡车的手持尖刀铁棍、头戴藤帽的“红卫兵”“造反派”，他们冲入我家，要抓走我父亲。当时，我被吓得不轻。整个家被抄得一塌糊涂，被搜查出的最严重的“罪证”，是父亲当年在抗日根据地带回来的一把“三八式”刺刀和几颗子弹，还有就是当时还值钱的红木家具。这些人的粗暴抄家，激起了我二哥及其同学的反感，争吵之下，还发生了对抗。张春桥对此事很恼火，他在文化广场的一次会议上，专门提到我父亲屠基远，说他是走资派在挑动群众武斗，因此父亲被“隔离审查”受迫害3年多。

　　1970年，在我要去黑龙江插队落户之前，我到江宁路的一〇一厂去看望关在“牛棚”里的父亲。我在那间阴沉的“走资派隔离室”里，见到了被关了两年多的父亲，他用颤抖的手抚摩着我细细的小手。我眼前的这个父亲已经不是那个潇洒的领导干部，而更像一位苍老困惑的囚犯。他说我的手臂那么细，怎么能到那么远的黑龙江去呀。说完，他把他在隔离室里省下的20元香烟钱塞给了我。我的三姐（当时已经在崇明前哨农场劳动）在一旁，看到此情景，禁不住失声痛哭。

　　“文革”结束后，父亲的历史问题被彻底平反。他在1980年担任市侨办副主任（主持侨办工作）。年满60岁后，父亲主动让贤，离开了工作岗位。

　　父母对我们子女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他们从来没有打骂过孩子，让我们自由地发展。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里还出过墙报，家里的人都喜欢画画写文章。我画的画得过少年宫二等奖。当时，我们家生活是很艰苦的。有八个孩子同时要付学费，其中两个在北京读大学，三个分别在几所中学住读，还要赡养苏州的外婆以及大舅朱钟麟留下的四个孤儿。这些开销全靠父亲的工资。每到付学费的日子里，父母只好卖掉家里值钱的东西，比如家中祖传下来的一些古医书、银具等东西，再加上父亲的一点稿费，再不行，就只能到处借钱。在三年困难时期，母亲经常去市府机关食堂与他们商量，让我们几个孩子免付搭伙费。记得那时我们到食堂吃饭，总是买最便宜的菜吃，从来不买排骨、红烧肉，所以我们兄弟几个长得都很瘦小。

　　1998年1月19日，父亲走完了他不平坦的人生道路。但他对我们的殷切教导，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间。

　　摘自《上海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