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书坛回春

　　1972年，一个重大的转折即将改变上海书坛的发展轨迹，预示着书法运动的复兴。那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毛主席在接见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发表了关于“学一点历史，学一点哲学，学一点书法”的讲话，并赠给随同田中来华访问的日本外相太平正芳一本怀素《自叙帖》的影印本，堪称国宝。

　　说到那个时段的中日书法交流活动，就不得不论及日本书法在这百十来年的精进。大家知道，中国书法是日本“书道”的母源，这是毋庸置疑的。在江户时代之前，古代日本人称书法为“入木道”或“笔道”。西晋年间，一个名叫王仁的百济国（今朝鲜半岛一部分）使者扬帆渡海来到了日本，被日本天皇任命为皇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随同进献了孔子的《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等书籍，作为皇子的教材，这些系统的汉字和汉文的典籍使日本人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的书法。此后中国的汉字在日本生根发芽，书道初见流行。

　　到了明治维新时期，诞生了日本近代书道的泰斗级人物日下部鹤鸣以及岩谷一六、松田雪柯和稍晚时期的中林梧竹、西川春洞、宫岛咏士、北方心泉等。明治十三年，也就是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我国著名的金石书法家杨守敬东渡日本，随身带去汉魏六朝隋唐碑版无算，日下部鹤鸣以及岩谷一六听闻后，多次到清国公使馆中与其观碑笔谈，彻夜不休，因而顿悟，风格大变。

　　这些日本书道家们以及他们的再传弟子在中国近代书法的基础上扬长补短、兼容并蓄，注重行草、篆隶，交构成了日本近代书道的中流砥柱，成为日本近代书法的先驱开拓者。因此，在漫漫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日本书道有其自身文化的渗入与承转，但中国书法始终扮演着其精神导师的角色，导领着日本书道的前进方向。

　　但历史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不进则退。中国书法在近代已有所衰弱，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更是裹足不前。

　　据周志高回忆：“自1972年开始，就有日本人到上海参观旅游。因工作关系，我接触到大量日本人，对中国书法，他们有两个基本观点：一，他们认为中国是书法的母国，对古代书法家非常崇拜，对《兰亭》等书法名胜也很向往；二，他们认为当代中国落后，穷，书法在走下坡路。他们看不起中国的书法家，甚至放言，如果中国想把书法搞上去，就得去日本学习，他们那里有研究生和博士生。态度很傲慢。”

　　此情此景正是当时最真实的文化写照，联系起毛主席要求“学一点书法”和他老人家一贯不服输的倔强气概，此中的深意也就不难理解了。于是，政策的相对宽松也就极大地释放了学书者的创作热情，引发了持续十数年的“书法热”。

　　同年，书法家徐伯清（1925—2010）敢为天下先，大胆尝试举办书法展览。在其积极斡旋下，上海画院和南市区文化馆、园林局共同在蓬莱公园举办了书法展，引起了广大书法爱好者的热议。之所以要提这次展览，在于这是“文革”以来上海书坛影响最为广泛、质量最为一流的全市性书法展览。

　　展览会由王个簃老先生题写“书法展览会”隶书匾额，延请胡问遂手书楷书前言，同时集中展示了任政、赵冷月、单晓天、翁闿运、徐伯清、周慧珺、吴建贤等一大批沪上知名大师及中青年优秀书家的一百多幅作品。参观者蜂拥而至，数日不绝。

　　1974年，蓬莱公园又举办了一次书画展览会，除了书法家外，还云集了刘海粟、陆俨少、程十发、关良等名师画作。这两次高质量的书画展览会使得当时的蓬莱公园声名鹊起，为大众百姓提供了一个欣赏艺术、欣赏美的公共场所。

　　经历了一系列的展览、展示后，周慧珺也凭藉出挑的书艺在青年书法家中小有名气，受到了出版刊物的瞩目，《人民中国》就刊登了周慧珺书写的行书——杜牧《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