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郎是一位报人，准确地说是一位小报报人，在其生前，即享有“小报状元”和“江南第一支笔”的盛誉。

　　上海是中国“小报”的发源地，自1897年6月第一张小报《游戏报》创刊，到1952年11月《亦报》的停办，前后存续达五十余年。小报一问世，就秉承“记大报所不记，言大报所不言”的宗旨，尽可能远离政治，将视角下移，大量刊登社会新闻，专述市井小事，从衣食住行到吃喝玩乐，将市民百姓的开门七件事一网打尽。小报“自由”、“消闲”的特性，反而让它的销售量远高于一般“板起面孔做文章”的大报，在上海市民的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在利润的驱动下，也造成小报从业者良莠不齐，办报格调高低不均的状态。小报的老板和主笔，既有洋场名士、文学作家、编辑记者，也有喜欢舞文弄墨的医生、律师、商人等等。有些小报，注重社会责任，洁身自好，作风正派；而有些则专挖名人隐私，打压同行，宣扬低俗，以拍马舔痔为能事。小报的庸俗浮夸，低级趣味，也成为屡次遭禁的一大原因。

　　抗战胜利后，上海社会局颁布公告，再次限禁小报。凡沦陷时期的各类报刊一律停刊，同时令沪上欲办刊的报社重作出版登记。

　　1945年11月17日，一种逢周六出版的小型周刊在上海报摊悄然出现。其十二开本的新颖版式，立刻引起一贯喜新厌旧的上海人的关注，而雅俗共赏的文字风格，一反以往小报的低俗格调，成为阅报者的“抢手货”。

　　主办这份名叫《海风》周刊的正是海派报人代表唐大郎和龚之方。《海风》的一炮打响，让仿效者蜂拥而起。有的已经发行的期刊，立即改版，仿其方形外观；有的连刊名也一并仿制，如《海涛》《海晶》《海星》《海光》《海声》等等。人们很快将这一类形制的期刊称为“方形周刊”，又因其在上海发源并主要在沪出版，故又称“海派方形周刊”。

　　其实，《海风》的特色，受到过夏衍等人的影响。夏衍当时在《世界晨报》上开辟“蚯蚓眼”栏目，所发文章都针砭时弊，且短小精悍，妙语警句传诵一时。

　　唐大郎天天读“蚯蚓眼”，击节称赏了几个月，表示“这些文章，都是加重小型报本身分量，及提高小型报水准最好的材料，好在它是短小，所以合符小型报的风格。”《海风》走的正是“蚯蚓眼”式的道路，它标榜的“说真话，敢批评，针对社会现状，为老百姓作喉舌”的办刊特色，受到老百姓热捧，读者群迅速扩大到大江南北。但随着《海风》的畅销，跟风而起的“方型周刊”鱼龙混杂，很多甚至以色情庸俗作卖点，故很快遭到当局“一窝端”的查禁。这种“一扫帚打杀十八只蟑螂”的野蛮做法让《海风》无端受累，唐大郎悲愤控诉：“我是方形周报的发行人之一，因为没有造过谣，也没有用色情来戕害过读者，向来无愧于心……遗憾是力争上游的结果，遭受到一网打尽的取缔，早知如此，我们也会色情，也会造谣，在当时乐得昧一昧良心，多销几本，纵然发不了财，至少不至于赔出肉里钱来。”

　　唐大郎原名云旌，高唐、云裳、刘郎等都是他的笔名，其中以“大郎”最为人所熟记。他十余岁时即给小报投稿，二十岁出头就成为职业报人，其为人潇洒，文风独特，落笔如珍珠撒地，尤其诗才独步，所作的打油诗、竹枝诗，取材灵活时鲜，用词泼辣诙谐，却严守旧体诗格律，诗尾注语尤其出色，其《高唐散记》《定依阁随笔》和《唐诗三百首》等都是当年的名牌专栏，很受读者欢喜，以致“看了大郎再睡觉”成为当时的一句流行语。他擅写短文，每篇文字几乎都在千字以内，但撰文勤奋，一生诗文至少在三百万字以上。

　　新中国成立初期，唐大郎被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夏衍安排到《亦报》，负责编排这“过渡时期的海派小报”，以后又加盟《新民晚报》，负责副刊，这也许是作为报人的唐大郎的一个最合适去处了。晚年大郎在香港《大公报》刊出诗词专栏，数量有几百首之多，深受海内外读者欢迎，周恩来生前曾两次对夏衍提起过：唐大郎在香港发表的组诗“是有良心有才华的爱国主义诗篇”。大郎1980年病逝时，夏衍对他有这样的评语：“他的一生，是一个勤奋劳动的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的一生。”可谓盖棺论定。

　　期望日后能看到这样一位爱国知识分子诗文的整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