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常会浮现出故乡一望无际的高粱，红得发亮的穗子，沉浮在绿缎子似的叶片间，随风，哗啦啦地欢唱着，一波一波涌入清澈的天际。

　　红色是忠诚，绿色是纯洁。在这顶天立地的色彩中，我看见两位姑娘，俊俏眉宇拧成结，凝聚着恨意无限。这时，母亲的声音会在耳边响起：“儿子，写写她们。”

　　母亲1989年4月中风，变得半身不遂，说话也困难。突如其来的打击，给性格开朗的她带来极大痛苦。母亲一辈子勤劳，她在企业当党委书记时，还常抽空给我们缝缝补补。离休后，在老干部大学学做纸花。她做的纸花，水灵灵的，迎风就能舞蹈。但中风后，却不得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这使母亲烦躁难眠，常发脾气，甚至抓东西就摔。但不久，我们发现母亲渐渐平静下来，枕边多了一个本子一支笔，一天几次用那只尚能动的手，艰难地写着。

　　一天，我好奇地问母亲：“你写什么？”母亲把本子推给我说：“你看！”我看着，母亲断断续续地说着，渐渐地在我眼前展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那是抗日战争时期，胶东许多城市和交通线被日寇占领，八路军和游击队在敌后坚持斗争，母亲故乡也建立了抗日政权。1941年春，母亲17岁时加入共产党，不久又介绍她的邻居两位各16、18岁的姑娘也加入共产党，一起从事抗日活动。

　　当年秋天，组织上派这两位姑娘去处于敌我拉锯状态的村子，宣传抗日，发动群众，不幸被伪军密探发现。伪军派出一个骑兵排，包围了村子。两位姑娘只有几颗手榴弹，但她们进行了坚决抵抗。手榴弹惊天动地的炸裂声，吓得伪军在村外徘徊良久，不敢进村。当嘶腾咆哮的高头大马，终于把两位姑娘逼入绝境时，伪军发现他们的对手只是两个手无寸铁的姑娘。两位姑娘被带到伪军区队部，伪军头目以为从这样年轻的姑娘嘴里，共产党的情报唾手可得。不料，他们碰到的是铜墙铁壁，无论怎样威逼利诱，得到的不是鄙夷的冷笑，便是喷火的怒骂。伪军无奈，将两位姑娘送到了莱阳城日寇据点。

　　母亲说，两位姑娘在那里被关押了4个月，由于是在戒备森严的日寇据点，具体怎么受折磨的难知究竟。母亲说，她们长得很俊，但1942年大年初一早晨，当日寇把她们拉到莱阳城一个操场时，两人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日寇将她们绑到电线杆子上，一声呼哨，唤上来几条张着血盆大口的狼狗。为行刑，这些畜牲可能已被饿了几天，听到口令，红着眼睛扑到两位姑娘身上。伴随着“哧啦哧啦”的撕咬声，姑娘身上的皮肉大块大块地被撕裂下来，血喷泉似地向外涌。顷刻间，白羽般圣洁的雪花，化为满地血红的泥泞。母亲说，后来听当时在场的人说，咬成这个样，没见两位姑娘掉一滴眼泪，只听见她们把牙咬得“咯嘣咯嘣”响，她们留给人世间最后的话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母亲个性刚强，但说到这里，眼泪止不住往下淌。突然，她拉住我的手说：“儿子，你写写她们。我活不太久了，不能把她们的事带走。”望着母亲满怀期盼的眼光，我点了点头。

　　以后，几次想动笔，但做不完的课题，忙不完的事，于是一次次拖延。母亲的身体却越来越差，已经完全不能说话。我去医院陪她，一边给她按摩一边对她说：“妈，认识我吗？认识的话，闭闭眼睛。”这时，她会用力闭一下眼睛，然后凝视着我。我知道，母亲的头脑仍然清楚，她在问：“答应我的文章写了吗？”我没有任何理由再拖，用母亲留下的资料，写了这篇文章。写完后，在母亲耳畔，一字一句念给她听。念了三遍，两颗豆大的泪珠，顺着母亲的眼角慢慢滚落下来，母亲那已浑浊的眸子闪射出一线光芒。我知道，母亲听懂了。

　　母亲姜黎明，她那两位英勇姐妹，名叫姜英珊、姜文珊，当年山东省莱阳县第三区北薛格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