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懋庸的痛悔

　　接下来召开的“左联”党委会上，解散“左联”结果还是达成了共识。代表“文总”出席“指导”的胡乔木在会上听到徐懋庸传达鲁迅意见后，除了在会上作长篇大论，大意为统一战线和“左联”都是群众团体，同时存在易造成宗派主义及“第二党”之嫌；还在会后先“打通”徐懋庸思想，再让他去“打通鲁迅”思想。

　　次日，徐懋庸为此事去二见鲁迅汇报。鲁迅听后，说了如下一番话：

　　既然大家主张解散，我也没意见了。但是，我主张在解散时发表一个宣言，声明“左联”的解散是在新的形势上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文艺团体而使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更扩大更深入。倘若不发表这样一个宣言，而无声无息的解散，则会被社会上认为我们禁不起国民党的压迫，自行溃散了，这是很不好的。

　　鲁迅确实是一个有大局意识的人。思考周密而严谨。不料鲁迅这意见又被周扬以“文总”的名义否决，表示由“文总”发表一个“总的宣言”即可。徐懋庸只得为此事三见鲁迅转达此意。鲁迅知后，这下只回答了三个字：“那也好。”

　　但结果周扬又以不久将成立“文化界救国会”，为避免“国民党把救国会看作‘文总’的替身”，所以“总的宣言”也不发了。于是就有了徐懋庸为此事四见鲁迅。这回鲁迅听了，“就脸色一沉，一言不发”。鲁迅无语，彰显的却是内心深深的憋闷。徐懋庸则窘迫而辞，这也是他和鲁迅最后一次见面。

　　此后他们通过信，只是这些信却让徐懋庸与鲁迅的关系走得越来越远。先是鲁迅于1936年4月7日，对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说起，自己本来也是“左联”一员，“但是这个团体的下落，我现在也不知道了”。接着在同月24日复何家愧信中写道，“我曾经加入过集团（按：即‘左联’），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

　　徐懋庸见此，觉得于事实不符，遂于5月2日致信鲁迅，说：“‘左联’解散问题，我是前前后后多次报告了你的。‘解散’得对不对，是另一问题，但你说不知下落，则非事实。”

　　鲁迅阅后，当即复信：“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信末写道：“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

　　鲁迅确实已身心俱疲，加上沉疴缠身，他已无心也无精力再为此烦忧。徐懋庸自谓，鲁迅先生对他已失去信任，认为他是周扬的人。“从此同我绝交了”。这让他感到“非常沉痛”。但他对鲁迅并无“怨怼之心”。因为他清楚这是自己觉得“总是共产党员比较明白，鲁迅不是党员，而周扬却是的。因此，我要跟党走，总得基本上相信周扬他们所说的”。

　　正因有此潜意识，所以当徐懋庸于8月1日不知轻重鲁莽地写下被鲁迅目为“其中全是教训我和攻击别人的话”的信后，难怪鲁迅会视此信已不是一己私信，并因此写下《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文中指出，徐懋庸写“这封信是有计划的，是他们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的新的挑战，想这些人们去应战，那时他们就加你们以‘破坏联合战线’的罪名，‘汉奸’的罪名”。

　　当然，这其中还涉及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左联”解散后，周扬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把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总流”。（房向东编著《鲁迅与他骂过的人》）鲁迅本来对解散“左联”就有看法，现觉得“国防文学”口号名词里有左的不正确意见，经与冯雪峰等人商议，遂由胡风撰写《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不料却为前者不容，因为前者想以一个口号统一文艺界。由此引发争论。最后是以两个口号并存偃旗息鼓。

　　继续把叙事回到徐懋庸身上。徐懋庸是在朋友寄给他的《作家》杂志上读到鲁迅那篇用徐懋庸自己的话说，足以让他“遗臭万年”的文章的。徐懋庸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表白道，当时读罢鲁迅此文，“我觉得自己固然有错误，但又很觉委屈，于是写了一封公开信，叫做《还答鲁迅先生》”。该文发表于1936年《今代文艺》第一卷第三期，其中说到，他当初写给鲁迅的信是私人通信，“鲁迅先生把它公开，不合适”。又说“鲁迅文章中所揭露的事实，绝大部分与我无干，而且为我所不知道的，把这些事情同我拉在一起，没有道理”。再则“问鲁迅先生说我们是‘敌人所派遣’的话有何根据”。这样的表白当然不错，再说如此口吻，看似内心不平，倒也并不显得激烈。只是事实远非如此。不过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徐懋庸的回忆录写于后“文革”时期，其时鲁迅已被“神化”，徐懋庸一定忌惮还原当年年轻气盛的他，读罢鲁迅此文后的真切直感：“觉得这一回鲁迅先生实在是‘信口胡说，含血喷人，横暴恣肆，达于极点’。倘不辩明几句，倒显得我是‘唾面自干’了。所以终于决定要还答几句。”结果他这“还答几句”，一落笔就是洋洋万言，颇有豁出去的意味：“我对于先生，虽然向来十分敬爱，却并没有一味要博取他的好感的意思，所以，在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不愿意与先生苟同，要进言的时候，我就直率地进言，因为进言逆耳而碰壁，那我就摸摸头皮，忍一忍痛，不介意的。”接着又写道：“使我惊异的，是鲁迅先生的这回的‘糊涂得可观’。‘一人做事一人当’，是极通常的情理。是我写的私信，无论‘恶劣’到怎样，只是我一个人的事，但是鲁迅先生却要株连诬及我以外的‘他们’。这‘他们’是哪些人呢？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信该叫什么人来共同负责。”继而，责询的口气明显加重：“鲁迅先生说我是什么‘奴隶总管’‘倚势’‘骄横’‘横暴恣肆’‘以鸣鞭为唯一业绩’‘抓到一面旗子，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我的那封私信的寥寥千余言，难道竟包含着这许多罪状么？”

　　徐懋庸此文，与其说是“还答鲁迅先生”，不如改为“责询鲁迅先生”似乎更为确切，说严重点，甚至不乏兴师问罪的况味。谓予不信，且读他在文章结尾处所写如下文字：

　　鲁迅先生这回企图通过我的身上打击大批的青年，在他的特别出奇的“拳经”之下，我的受伤当然是很重了。我要长久的躺倒来内省一下，自己的罪孽是否实在那样深重？并且也要仔细看看鲁迅先生所说的大批“徐懋庸式的青年们”（我虽然不知他到底指定是谁们，但想来总不外是文艺家协会中的分子），是否跟我一样的“卑劣”……

　　但是鲁迅再也没有理会徐懋庸。徐懋庸后来在鲁迅于这年8月28日致杨霁云信中读到这样的话：“徐懋庸也明知我不久之前，病得要死，却雄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也。”

　　徐懋庸这下真的要崩溃了，他说，“这实在是我最痛心的事”。徐懋庸确实要痛心，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当时生命留给鲁迅的时间，已经不到两个月。那时徐懋庸觉得鲁迅对他尚有误会，只是他一时再不想解释什么，心想他总还会再见到鲁迅先生，“有朝一日，有些问题是会对鲁迅先生说清楚，得到他的谅解的”。

　　徐懋庸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溘然病逝。这一噩耗于徐懋庸不啻晴天霹雳，他的悲痛异于他人，且无从表达。为此他拟了一副挽联：

　　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上联谓：我究竟是先生的敌人还是朋友，问自己便是；下联谓：先生生前了解我，对我有鼓励有批评，如今先生再不能开口，让我从中受益。让徐懋庸始料未及的是，随着岁月递嬗，世事更迭，他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并体会到，他当年在年轻气盛之下意气用事写给鲁迅的信，闯下了多大的祸，且让他吃足苦头。也许这正是他为自己的年轻和轻率，所付出的代价。

　　（摘自《档案春秋》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