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东方早报》之《上海书评》专刊，每逢星期日出版，有一篇文人访谈录殿后，内容与摄影均以藏书为主题。2013年，承编辑不弃，有一次对我进行了访谈。

　　访谈录发表之时，题目则为《丢书记》。因为我在日寇于“八·一三”侵占上海之后，回故乡溧阳，敌机又连日狂轰滥炸，我未能将藏书搬迁即逃往北郊。原住处与藏书均随轰炸化为乌有。1938年重回上海，当时爱文义路（北京西路）、卡德路（石门二路）之旧书摊正是黄金时期，我又购买若干光华书局、现代书店、水沫书店初版本以及若干麦克美伦版袖珍本诗歌等等，既喜悦之至，亦担心能否保存。果然，1941年初春，敌伪魔爪已深入租界，我不得不绕道香港去重庆，这一批书在上海寄存亲戚家，后不知下落。在重庆六年，到米亭子等旧书店，搜得罕见译本多种以及《四部丛刊》单行本若干。抗战胜利，我先行东返，藏书托同事随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东迁时再运回。同事受我重托，亦未草率从事，但电影厂将这一批书压在船舱底，时间一长，受潮过甚，书已稀烂，或结成块状。令我痛心之至。

　　新中国成立后，奉命参加戏改工作，我对之十分认真，乃大批购买参考书。不料，“文革”开始，我首当其冲。一小书柜被造反派贴上封条，反而得到保全，其余藏书以及著名作家书信均作为四旧而全部扫地出门，不知其下落。经过这五次惨痛经历，改革开放后，不再购买任何书籍矣。故作者将访谈称《丢书记》，亦符合实际情况，并非故作惊人之语。

　　书话家韦泱要我为其书话新作写几句话，我感慨万端。韦泱欣逢盛世，不可能再有似我辈之狼狈遭遇，淘书之乐乐无穷，如重温历史，如与古人对话，其情其趣，非局外人所能设想于万一。

　　老人往往足不出户，韦泱最近成为丁景唐和我之间的单线联络人，我感激之至。当然，与我结交多年之文人与韦泱相熟者非仅丁景唐一人，还有一些，但共同语言不多，无联系之必要也。

　　韦泱所淘之书，已超越一般淘书者之范围，还包括某些签名册或登录簿之类，我认为眼光远大，可谓淘书、藏书之“创新”。此类图书虽无明刊本，称之为另类善本，亦未尚不可，因为确属海内孤本也。其史料价值未可限量，说不定若干年后，在某一事件中成为唯一令人信服之铁证也。历史之演变，原不以人的意志所能转移。

　　韦泱谈起《拼音》曾更名《文字改革》，并引用了一段“充满火药味”之原文，说刊物与作者被“政治所绑架”。我当然无异议。韦泱并列举老舍、叶圣陶、吕叔湘诸人对文字改革（即拼音化）的坚决拥护。说老实话，我至今仍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拥护拼音化的。当时轮不到我这种无名小卒表态，要表态，也只能随大流，否则至少要挨上“右派”的帽子。我在写戏改文章时，也是宁左毋右的。

　　淘书者感到无书可淘，乃天大喜事。社会安定，人们在衣食无虞之余，才有可能淘书。藏书者生活安定，才有可能把玩藏品，或与二三友好对藏品进行探讨，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逃难之人往往首先考虑携带衣、食、住、行各方面生活之必需品，藏书至多只能选择有关职业之工具用书，其他书籍即使千辛万苦得来也只能低价出让。我为逃轰炸等灾难，一切身外之物无法携带，回到旧居只见一片瓦砾，书已化为灰烬矣！

　　劝慰韦泱，切勿以无书可淘为憾事。我等当年淘书，失书之悲喜交响曲实为噩梦一场，何乐之有？！

　　如今感到无书可淘，正可对已淘得之书仔细品味，写一点有学术内涵的书话出来。如唐弢写《晦庵书话》时，最早生活并不安定，写来比较浅显。以后，书话写得极少，学术内涵则较多了。但有得必有失，生逢其辰，固是好事，民间仍有疾苦，则不太重视了。古人说：“文章憎命达”，也有一定的道理。

　　此书提到了欧阳山的《苦斗》，我可以肯定许多人不知道“苦斗”苦到什么程度，我在这补说一些“轶事”，使此事不致散逸。

　　欧阳山写完《三家巷》，广东人民出版社不满意。他是名家，拿到北京出版了。为此，广东人民出版社作了第一次检讨。后来形势转变得较为开放，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三家巷》的续编《苦斗》。“文革”开始，《三家巷》《苦斗》及其作者欧阳山都成为批判重点。欧阳山本人当然要检讨、交代，广东人民出版社则作了非常复杂的“检讨之检讨”。当然这次“检讨”被认为“不深刻”，书稿一再修改加工。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欧阳山心情愉快，恢复写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则主动进行了“检讨之检讨的再检讨”。我未读到原文，但可想象到措词的困难和执笔者的复杂心情。

　　写这些不是忆苦，而是思甜。希望韦泱珍惜现在的大好时光。如果可能，我建议再去读读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对今日的综合国力全面增强会有深切的感受。因为，人在颠沛流离之中，根本不可能有淘书、藏书之乐的。 

　　（这是2015年蒋星煜先生抱病撰写的最后的文字，是他为韦泱的《淘书路上》一书所作的序，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