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伊舍伍德有所了解，是在读了他与奥登合著的那本《战地行记》之后。上世纪30年代，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全面抗战，伊舍伍德携手好友奥登来到中国做了5个月的战地旅行，合作写下了《战地行纪》，充满人道主义的情怀。伊舍伍德的小说集《别了，柏林》依然与奥登有关。1929年，伊舍伍德随奥登前往柏林，在这里生活了4年，见证了希特勒纳粹在德国的兴起，他将这段动荡岁月的生活写进了《别了，柏林》之中。

　　《别了，柏林》由《柏林日记》（1930年秋）、《萨莉·鲍尔斯》、《吕根岛上》（1931年夏）、《诺瓦克一家》、《兰道尔一家》、《柏林日记》（1932年冬——1933年）等6篇小说组成。每篇小说各自独立，但小说中的人物又会在别的篇章中出现，“我”则贯穿6篇小说的始终。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部快门常开的相机”，随时随地会将所见所闻“拍摄”下来，因而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的素材，然后，他对这些素材像对电影胶卷一样进行裁剪和剪接，最终便成了具有蒙太奇效应和戏剧性的6篇小说。它们没有虚构、没有渲染，客观呈现1930至1933年纳粹崛起及反犹浪潮肆虐背景下的柏林社会生活。

　　《柏林日记》（1930年秋）中施罗德小姐家的房客美尔小姐是个卖唱的歌手，同时是个狂热的纳粹分子。另一位房客、犹太人格兰妲内克嫌她唱得难听，说不如听猫去叫，惹得美尔小姐火冒三丈，发誓要回击这个犹太女人对全体德国妇女的侮辱。《萨莉·鲍尔斯》中，施罗德小姐为结识了女歌星萨莉而沾沾自喜，但她的兴奋劲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战争即将爆发的谣言让银行倒闭了，储户们面临破产的危险。《吕根岛上》，在餐馆里与彼得辩论的小青年宣称希特勒并不希望战争，而是维护和平，接着无限神往地说道：”战争可以是美好的，你知道！想一想古代的希腊人吧！”《诺瓦克一家》里奥托的哥哥、好学勤劳的诺塔也迷上了法西斯主义，一有空就与他的那帮纳粹朋友混在一起，让他的母亲诺瓦克太太忧心忡忡。

　　《兰道尔一家》中，“我”应犹太商人伯恩哈德·兰道尔邀请，去他的乡间别墅参加一个晚会，“我”发现参加晚会的人貌似在玩，实际上心不在焉。晚会结束时，人们还不肯离去，终于，“电话边沉重的谛听的面孔松弛成了微笑。政府安全了，电话告诉我们。几个客人欢呼起来，带了一半的玩笑，但毕竟放下了心”。原来，伯恩哈德他们在守候总统竞选的开票结果，选举的结果关系着德国的命运，尤其是德国犹太人的命运，而在场的伯恩哈德等许多人正是犹太人。难怪兴登堡蝉联总统的结果出来后，伯恩哈德开了句玩笑：“资本主义再一次得救了。”而在《柏林日记》（1932年冬——1933年）中，希特勒已经上台，纳粹更加猖獗。纳粹分子公开袭击了一家宣扬和平主义的出版社，让人想起了德国著名犹太诗人海涅的名言：“谁要是烧了书，谁最后就得烧人。”历史不幸证实了海涅的预言，希特勒从公开烧书到用焚化炉大规模地焚烧犹太人，前后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

　　《别了，柏林》用纪实的手法、简练而生动的叙事，讲述了笼罩在纳粹阴影下的柏林人贫困、灰暗、苦涩乃至病态的生活。施罗德小姐曾经家道小康，但如今已经沦落到自己打扫家庭卫生、靠出租房屋聊以度日的境地；奥托一家5口人挤在一套小房里，但还要腾出一张床来出租补贴家用；萨莉是个从英国来到柏林淘金的女歌手，她三天两头调换情人，最终却被一个冒充好莱坞电影人的波兰小混混骗走了钱财，让人哭笑不得；让人印象最深的是伯恩哈德。他是个成功的犹太商人，为人谦和，深邃多思。他常常对自己的生命和前途生出一种离奇的虚无感，最后，他死于莫名其妙的“心力衰竭”，公司的所有财产被纳粹没收。

　　小说中有一段“我”和伯恩哈德夜里乘车赶路的描写：“无线电塔楼的微光在黑暗里闪动。漆黑笔直的路向我们扑来，好像扑向毁灭。在有垫褥的车里的伯恩哈德拍着膝头上的狗。它在黑暗里感到不安了。”这段描写极富象征意味，它是笼罩在纳粹阴影下的德国人被黑暗与灭亡的命运一步步吞噬的形象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