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群雄争霸，智者云起，刘晔是其中的一个。然而他的结局并不光彩，明帝太和六年，皇帝开始疏远刘晔。“晔遂发狂，出为大鸿胪，以忧死。”对于刘晔，晋傅玄在《傅子》中惋惜道：“以晔之明智权计，若居之以德义，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贤，何以加诸！独任才智，不敦诚悫，内失君心，外困于俗，卒以自危，岂不惜哉！”然而，问题在于像刘晔这样一个料事如神的智者，为什么在“巧诈”与“拙诚”之间，最终放弃了后者，选择了前者，而走向了发狂？

　　《资治通鉴》对刘晔的第一次记载出现在献帝建安四年。当时刘晔作为高族名人，为了躲避扬州贼帅郑宝的劫持，设计杀了郑宝并得到了其部下数千人的拥戴。随后，刘晔便将这股力量给了庐江太守刘勋。当时刘晔解释道：“①宝无法制，其众素以抄掠为利；②仆宿无资，而整齐之；③必怀怨难久，故以相与耳。”①与②可以分别看到刘晔对自己得到的这股力量及自身能力之间的认知，这种认知让他预见到③这个结果。也就是说，刘晔并不是不想拥有军事力量成为一方雄霸，而是对自己有十分清醒的认知。在权力面前，绝大多数人是没有自知之明的（魏曹爽、吴诸葛恪等皆如是）。而刘晔从一出场就十分清楚地将自己定位到了“谋士”这个身份中。作为谋士，刘晔这种通过权衡各方力量把握局势，并准确预见未来的能力，让他在曹操的智囊团中别具一格；也正是他的这种远超他人的预见力，不由得让人有种只能孤芳自赏的“寂寞”。

　　献帝建安四年，孙策用珠宝、葛越邀刘勋出兵上缭。“勋大喜，内外尽贺。”刘晔独否，并向刘勋分析了上缭、刘勋、孙策三股力量，劝告道：“若军必出，祸今至矣。”刘勋不听，最终为求自保只得北归曹操。刘晔将军事力量归于刘勋，又积极为刘勋出谋划策，由此可以认为，乱世之中，刘晔一开始选中的并非曹操而是刘勋，并试图辅佐其做出一番功业。只不过刘勋对他的认识抵不过眼前利益的诱惑。

　　《通鉴》中再次出现刘晔，是在献帝建安二十年。当时他的身份是曹操军队中的主簿，并跟随曹操军队攻打张鲁。大将军夏侯惇、将军许褚带兵撤退过程中，误入张卫（张鲁弟）别营。刘晔语惇、褚：“官兵已据得贼要屯，贼已散走。”而惇、褚④“犹不信之”。待惇自见后，乃白曹操。曹操得到汉中后，刘晔献计攻打蜀，并劝告道：“今不取，必为后忧。”⑤操不从。

　　此时的刘晔虽然选择追随曹操，也能够在战乱中准确地把握局势，但从④、⑤可以看出他在曹操阵营的影响力并不大。接下来一直到黄初元年曹操死，《通鉴》中便没有再出现刘晔活跃的身影。由此可以认为，刘晔跟随曹操后，得到了曹操一定程度的重视，但并没有给予他足够的信任。

　　曹操之后，刘晔作为军长史辅佐曹丕。黄初元年，蜀将军孟达投降。“王甚器爱之，引与同辇……”刘晔规劝道：“a达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若有变态，为国生患。”⑥王不听。明帝太和元年，孟达为诸葛亮所诱，归蜀叛魏。文帝黄初二年，孙权遣使称臣，朝臣皆贺。刘晔独曰：“权无故求降，必内有急。权前袭杀关羽，b刘备必大兴师伐之……”并提出攻吴灭蜀的计策。而帝欲受吴降而袭蜀。刘晔又对道：“……b今备已怒，兴兵击吴，闻我伐吴，知吴必亡，将喜而进与我争割吴地，必不改计抑怒救吴也。”⑦帝不听。后吴果不称臣，帝怒，欲伐之。刘晔曰：“彼新得志……不可仓促制也。”⑧帝不从。文帝黄初五年，魏帝亲征吴，问群臣孙权是否自来。群臣咸曰“必当自来。”刘晔曰“c彼谓陛下欲以万乘之重牵己……必勒兵待事，未有进退也。”吴王果不至，帝乃旋师。

　　从a、b、c可以知道刘晔知人（知孟达、知刘备、知孙权），并利用知人结合局势做出准确的预见。曹丕时期，显然刘晔直接对话魏帝的声音出现得多了，可以认为刘晔当时是受到重视的。但从⑥　⑦　⑧可以知道，曹丕对他的信任还是有限的。

　　明帝即位后，群下想闻风采。居数日，d独见侍中刘晔，语尽日。而刘晔对这个皇帝的评价是：“秦始皇、汉孝武之俦，才具微不及耳。”可见他对明帝的印象是极好的。明帝太和二年，刘晔建议诛公孙氏，并告诫道：“今若不诛，后必生患。”⑨帝不从。明帝太和六年，公孙渊果然怀贰心，明帝出兵讨之终无功作罢。

　　从d可以了解明帝对刘晔的信任似乎超过曹操和曹丕。也就是说，曹氏政权对刘晔的信任逐代递增（至于原因还有待更多的材料考查）。然而⑨明帝对于刘晔的建议还是“不从”。明帝之所以会有d这个举动，一来刘晔此时已经是三朝元老；二来刘晔料事如神。除了这两点外，我想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刘晔的“拙诚”。

　　刘晔的“知人”能力在曹丕时期已经展现出来，而刘晔从来都是将这种能力恪守于作为一名谋士对局势的把控上，目的是为了辅佐曹氏政权做出准确的判断（像贾诩则更多地将“知人”用于“利己”上）。事实上，他提供的建议尽管几乎都被“不听”或“不从”，然而在事后都被证实是正确的。而曹氏的“不听”或“不从”，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事实——刘晔并没有用他的能力去揣测曹氏，迎合上意。明帝对于窥看他的人似乎有十分强烈的防备心。这从毛皇后事件（明帝景初元年）中便可窥一斑。也就是说，明帝也许就是看中了刘晔能够恪守谋士本分这一点上。

　　作为一名谋士，刘晔积极献策，想来他也是有其政治抱负的。然而他的建议屡不见用，这未尝不是一种打击。以刘晔的智慧，纵不能迎合曹操，或许还是可以迎合曹丕的。然而他并没有这么做，这未尝不是他对曹氏政权的“拙诚”。那么为什么到了更加信任他的明帝时期，刘晔开始积极地迎合上意了呢？

　　《通鉴》在记叙完刘晔后，紧接着写了刘晔尝谮尚书令陈矫专权事件（明帝太和六年）。武帝泰始元年，魏帝之所以禅位于晋，不正是由于司马氏的专权吗？也就是说，辅佐了三代曹氏的刘晔极有可能看到了在曹魏专权的可能性。

　　公孙氏事件之后，刘晔再次为明帝提供是否应当伐蜀建议时，已经不再如以往一般纯粹了。“晔入与帝议，则曰‘可伐’；出与朝臣言，则曰‘不可’。”他这种矛盾的行为既迎合了皇帝也迎合了大臣，看起来如此荒唐，而实际上也许是刘晔有意将自己列为皇帝想法的唯一支持者。也就是说，此时的刘晔正处心积虑地渴望皇帝只对他“亲重”。在这里那个“拙诚”的谋士已经消失了。而戴上“巧诈”面具后，“侍中刘晔为帝所亲重”（明帝太和六年）。

　　《论语·泰伯》讲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反而言之就是：“在其位，谋其政。”或许正是“专政”的野心改变了刘晔，或许正是这种膨胀的欲望导致了这个一直都保持着清醒头脑的智者最终走上了发狂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