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山山上亭阁翼然，回廊相接，庭院穿插，曲径通幽，可谓美不胜收。天然景致更是引人入胜：山前长江的茫茫迷雾和滔滔江水衬托的山体轮廓显得嶙峋傲岸。若驾一叶扁舟遨游，但见江岩壁立，没入水中的岩石被水波浪涛拍打得玲珑剔透。江水深深渗入，一行行幽邃曲折的穴缝，仿佛里面还有一个神秘的世界。如登临绝顶，极目远眺，但见长江浩浩荡荡。如天而来，一泻千里，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历代著名文学大师，如陶渊明、谢灵运、颜真卿、白居易、陆游、文天祥、杨士奇、王阳明等人均慕名而至，留下了许多诗文题记。但最重要的无疑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夜乘小船，探访石钟而泊于绝壁之下，写下的那千古名篇《石钟山记》。

　　此文写作，正值元丰七年，是苏轼先生在湖北黄州耽了六年，转任汝州，途经江西湖口时所作。黄州六年，是苏轼一生中，最为困苦的时期。他去黄州是因被几个无耻文人罗织罪名，构成了所谓“乌台诗案”，差一点成了宋代第一个被杀的士大夫。幸亏上至皇太后的营救，下到杭州父老的解厄道场的祷告，加上宋神宗还不算昏庸，最终被“发配”到黄州当了个团练副使。但不得签署公文，不得擅自离开安置所，等于变相流放。这段日子，他自己形容为“我谪黄州四五年，孤舟出没风波里。故人不复通音讯，疾病饥饿疑死矣。”不过，在中国，从来只有仕途坎坷，遭遇不偶，才写得出真正传世的好文章。杜甫早就用一句极为精练的诗句来概括这种现象，称为“文章憎命达”。于是，失意于官场的诗人投身于大自然，在大自然当中得到了心灵的宁静，进入了禅宗认为是“本心清净”的超脱境界：他在人格和诗文艺术上都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升华。《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诞生了。黄州给不幸的诗人带来了慰藉，而诗人则大大的提高了黄州的文化品位。

　　在黄州的苏东坡是真正地成熟了。从此，他既坚持积极入世，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传统人格理想；又保持了诗化人生、超越世俗、潇洒不羁的精神追求，并进而将两者融为一体。他的方外好友、诗僧参蓼子是这样对他形容的：“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可以说，黄州之后的苏轼先生，从此开拓出一种新的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他巧妙地解决了进取与隐退、入世与出世、社会与个人那一类历来在士大夫心灵上相互纠结缠绕的矛盾。无论被贬到何处，都可以淡然处之，随遇而安。这一切，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苏东坡为后代文人提供了一种在类似的社会条件下的生存典范。进而成为了一种审美理想。

　　这样，此时的苏东坡，来到了石钟山，留下了《石钟山记》。

　　这是一篇论说为主而兼具描叙之长的游记，围绕着山名的由来，介绍郦道元和李渤的看法，点出对两人说法的怀疑。从而引起夜游石钟山，探知究竟的一段文字。他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纠正和补充了两位前人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会产生错误结论的观点。与此同时，对浅尝辄止，蜻蜓点水式的调查研究，轻率下结论的主观臆断的做法，是“叹其简，笑其陋”。文章思路清晰，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文笔流畅。把记游和说理结合得天衣无缝。尤其是夜探石钟山一段，语言峭洁，境界幽森，极富艺术感染力。读后不但能从中得到美感，还能得到人生哲理的启示，引发许多联想。也许，后者更为重要。

　　如晚清学者俞樾认为，石钟山的命名“当以形论，不当以声论。东坡当时犹过其门，而未入室也”。（见《春在堂随笔》卷七）尽管这种说法可能更加合理，但却未能更深入探知苏轼先生的内心。苏轼一生，用最受他宠爱的侍妾朝云的话说，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这“不合时宜”实在是东坡先生性格中最可贵的东西。即决不趋炎附势，保持独立思考，坚持自主人格的生活态度。（其实也是每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故此文不愿人云亦云，强调对任何事物每作出正确判断，必须深入调查研究，以实地了解亲见亲闻为依据的观点，比之一个的考据要重要得多。

　　何况，苏公对“事不目见耳闻”，便武断地下结论这种做法的不满，进而认为“士大夫不肯以身犯险，而河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的状况，是否隐隐约约地透露他对“乌台诗案”的愤懑之情？当然，这种愤懑之情，在成熟了之后的苏轼而言，已是表达得不疾不徐。是海洋深处的潜流，而非水面上的浪花喧豗。成熟，不是被习俗磨去棱角，不是世故，而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见余秋雨《山居笔记·苏东坡突围》）。《石钟山记》应作如是观。

　　湖口石钟山因此而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