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年逾而立的我在东风农场屈指可数的大厂——无线电厂任教育科负责人，拥有一间单人宿舍，像煞日脚蛮好过。屈指数来，在农场已有12个年头，顶替父亲的机会给了远在黑龙江插队落户的小阿姐，上调回上海的消息雷声小，雨点更难觅；小我2岁已“敲定”的女友在场部中学做英语老师，每个礼拜天来我处过一天“小家庭”式的生活……一切氛围的形成，似乎都给了我强烈的信号：我们可以结婚了。

　　结婚总得有一套家具，那时工资低，知青结婚的家具都是找来启东木匠做的，首先是省钱，其次是质量好，再则是，农场婚房大，家具摆得开。听人家说，做家具的木头要阴干一年才能用，不变形。所以，我在前一年就托朋友买来1.4立方米的柳桉木，专门放在一间空房里晾着待用。

　　其他有关结婚的事宜都在无奈中进行，唯一担心并经常做恶梦的是：在农场结婚，意味着要在农场扎根一辈子，回不了上海了。怎么办呢？双方都已是大龄知青，双方的爷娘比我们还急。

　　木头已晾干得差不多了，1984年春节过后回农场，决定过了“黄梅天”就请木匠来开工打家具。热心的知青邻居小计，帮我找来了两位启东木匠，看了好几套图纸，最终确定打一套当时蛮流行的调羹脚家具：大橱、五斗橱、写字台、夜壶箱、床架、木绷、三人沙发、茶几、四把椅子等。谈定工期一个半月，除了工资外，我得提供他们包吃包住。包吃的问题不大，宿舍离厂区仅5分钟自行车，食堂买好饭菜送回去就是；包住的问题也很快解决，我向后勤副厂长吴阿姨借了一间空房。难处是：木匠打家具时，没人督工，“拆烂污”怎么办？

　　挠头之余，我只能让母亲来做“督工”。母亲时年古稀逾五，不仅患有白内障、糖尿病，更要命的是，母亲还患有晕车船症。当我战战兢兢向母亲提出去崇明农场做“督工”的要求后，母亲竟一口答应。我知道母亲最喜欢我这个“奶末头”儿子。

　　我专程回上海陪母亲来崇明，一路上提心吊胆，为母亲备好了“晕海宁”。从家到吴淞码头换乘了3辆公交车，17路调18路，18路调51路，母亲竟然熬过来了！到了吴淞码头，我见母亲缓缓睁开眼睛，放心了一小半。我更大的担心是：从吴淞码头到崇明南门港2个半小时的双体客轮渡江，母亲能挺得住吗？尽管双体客轮比过去的单体船要稳得多，但对会晕船的母亲来说，不啻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艰难航程。为了儿子结婚的家具，母亲以最大的毅力和勇气踏上了客船的甲板。船舱座位上，母亲依然两眼紧闭，捂着花白头发的双手，时不时揉着太阳穴……终于，船靠码头。我搀扶着母亲再次踏上了去农场的“南风线”公交车……

　　“家具工程”开工了，毫无“督工”架势的母亲看着家具一件件竖起来，昏花的双眼每天荡漾着喜悦的涟漪。

　　有一天，我与未婚妻同去场部医院做例行的“婚前检查”，顺便去内科看望原在西南片卫生所就熟识的朱医生。他经常跑市区，上层人头熟，消息多。听我说来“婚检”，即刻将我拉到一边，神秘兮兮地说：“据可靠消息，这两年市里要解决农场大龄知青上调问题，我看你还是等一等。”

　　朱医生的一番话，就像迷雾海面上突然出现的一杆航标灯，令我兴奋不已。

　　我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母亲，孰料，母亲只说了一句话：“还要过两年啊？那这套家具怎么办？”我说：“阿姆哎，调回上海，比十套家具还重要！你放心，我会处理。”

　　从此，这套毛坯家具就默默无闻站立在那间空房里，不再安排油漆。不久，厂里领导同意我去上海华山路《上海农垦报》社实习，我便三钿不值二钿将这套毛坯家具拆零卖了，只是至今仍愧对母亲所付出的惊人毅力和一个半月的守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