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倒孙”风潮

　　孙眉在九龙“寄人篱下，以耕种为活”，生活十分拮据，但他对革命毫不气馁，仍一心支持孙中山革命。

　　孙中山献身革命，生活俭朴，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对之非常了解，曾撰文说：“若为了帮助穷苦的朋友们，或为达到革命的目的，孙先生是相当敢用钱的，但他自己的生活，却非常简单而朴素，既不喝酒，不玩女人，更不花不必要的钱。有电车的地方，他一定坐电车；而就是要坐小包车，也是算得很精，从不随便乱花。而且，不管天气怎样，他经常带着大衣和洋伞走路。这样，万一下雨，他还是一样可以去任何地方。”

　　然而，同盟会中以章太炎、陶成章等为首的一批骨干，先后两次以所谓孙中山的经济问题掀起来势汹汹的“倒孙”风潮。其中第二次“倒孙”风潮牵涉到孙眉与孙中山的家属。

　　1909年9月，陶成章联合李燮和等南洋革命党人，诬称孙中山将各地同志的捐款据为己有，“借革命以骗财”，家中发了大财。他们并以川、粤、湘、鄂、苏、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了一份颠倒黑白、充满污蔑之言的《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又称《孙文罪状》），指责孙中山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存有巨款，孙眉在九龙建造的房屋全是用孙中山的汇款；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章太炎对于孙中山暗派汪精卫从南洋到东京，完全撇开他这个主编而秘密筹备《民报》的复刊而怒不可遏，愤然撰写了《伪〈民报〉检举状》，不仅怒骂孙中山、汪精卫，还指责孙中山贪污公款，“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保皇党借机对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大肆进行辱骂和攻击。章太炎、陶成章等对孙中山的诽谤，蛊惑人心，欺骗革命同志，并在华侨中产生恶劣影响。孙中山对此十分气愤，同年10月下旬，他在巴黎吴稚晖办的《新世纪》撰文揭露陶成章之流的诬蔑。他写道：

　　以我为“攫利”，而不知我于未革命以前，在社会上所处之经济界中固优胜之地位也。若不革命，则我之地位必不失，而世人所欲图之快乐我无不得之，革命“攫利”云胡哉？且当日图广州之革命以资财赞助者，固无几人也。所得助者，香港一二人出资数千，檀香山人出资数千，合共不过万余耳。而数年之经营，数省之联络，及于羊城失事时所发现之实迹，已非万余金所能办者，则人人皆知也。其余之财何自来乎？皆我兄及我所出也。又庚子惠州起兵及他方经营接济，所费不下十余万元，所得助者只香港李君出二万余元，及一日本义侠出五千元，其余则我一人之筹获而来也。自此吾一人之财力已尽，而缓急皆赖家兄之接济，而妻子俯畜亦家兄任之。是从事革命十余年以来，所费资财多我兄弟二人任之，所得同国人及日本人之助者前后统共不过四五万元耳。若谓我以十余年之时间，而借革命以攫取他人四五万之资，则我前此以卖药行医每年所得亦不止万余元，此固港粤人人所共知共见也，而其他之事业投机取利者犹过于此也。若为图利计，我亦何乐于革命而致失我谋生之地位，去我固有之资财，折我兄已立之恒产耶？……自我一人于此两年之内，除住食旅费之外，几无一钱之花费，此同事之人所共知见也。而此期之内，我名下之钱拨于公用者一万四千元，家人私蓄及首饰之拨入公用者亦在千数百元。此我“攫利”之实迹，固可昭示于天下也。

　　当时，受到章太炎、陶成章“倒孙”风潮的影响，不明真相的华侨和南洋革命党人曾派人到香港调查，但调查人看到的则是孙中山九龙的家里，只有几间旧房子，此外一无所有；至于孙眉的家，是自己修的草房，并靠耕种度日。此时，调查人不禁惊问：“假使先生为革命发了财，把钱寄到家里去，为什么家里的房子，家里的人，还是这样蹩脚呢？”至此，事实真相已大白于天下了。

　　两次“倒孙”风潮最终导致了同盟会的分裂，对反清革命的进程无疑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当时处在生活困境中的孙眉仍关心和支持孙中山革命，而且自己也不顾一切加入反清革命的行列之中，不遗余力地直接参与了辛亥革命爆发前的多次重大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