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得到师生们的爱戴和认可

　　为了加快燕大“中国化”的进程，司徒雷登授意燕大于1926年11月和1928年12月先后两次向中国教育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第一次申请注册时，他推荐当时在国文系任教的前翰林吴雷川教授任燕大副校长，第二次注册时，他又积极执行中国教育部关于教会学校应该由中国人任校长的规定，正式任命吴雷川为校长，自己改称校务长。校长薪金为500元，可他的薪金依然是360元。就是这360元，他也几乎全部用来资助贫困学生。

　　照顾司徒雷登日常生活起居的是谢凤明。谢凤明四十上下，中等个，原是北京郊区的农民。那时，进入中国的外商很多，需要有人为他们服务，由此出现了买办阶层，做不了买办的聪明人，也形成了一个专职为洋人服务的群体。凤明不会英语，照理没有机会为洋人服务，但司徒雷登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跟凤明没有沟通障碍，所以司徒雷登在燕大期间，凤明就一直在他身边。凤明的薪水当然也是从司徒雷登自己的薪金中出的。

　　因为要维护校长的面子，有时还要跟政府官员会晤，所以司徒雷登的几套西服还算说得过去，但他的衬衫睡衣袜子，则几乎件件有补丁，惨不忍睹。每次凤明回去，都会带走几件司徒雷登的破衣服让妻子补。据说司徒雷登出差，随身的小皮箱总是上着锁的，别人以为他的皮箱里一定有贵重物品，其实是因为他的衣服太破了，不愿意让人看见。甚至有一次鞋子都已经穿底，司徒雷登还是舍不得扔，依然穿着四处奔走。

　　司徒雷登在临湖轩居住的时候，房间内只有简单的几件家具，一张床，一个衣柜。衣柜里只有一件旧大衣及两三套西装，衣柜上面摆着司徒妈妈及夫人的遗照。傅泾波觉得临湖轩既是校长居室，不可空无一物，所以由自己家中搬来些祖传的家具，茶几和桌椅等。

　　司徒雷登对学生的好，是有目共睹的。一名燕大新生描述了他对司徒雷登的第一印象：“迎新会，临湖轩前的庭院里转圈摆了五六层椅子。主持人站在小桌前不停地看表，稍后，他宣布时间已到，准时开会。话音刚落，一个洋人从外面匆匆进了会场，在我面前的一个空位上坐下。口里抱歉地说，对不起，路上车耽误了。一口地道的普通话令人惊异。会开得简短精彩，没有繁文缛节。时隔不久，在从城里回校的校车上，我又碰到了这位洋校务长。燕园的不成文规定是，在校车上，先到的坐着，后来的站着。有时为了尊敬和礼貌，偶尔也有人让座，但很少有人接受。校务长是迟到者，他自觉地走到车头处站着，他看见了我，因为在迎新会上说过话，所以主动跟我打招呼。校务长的中国话在洋教士中是出类拔萃的，他读了不少中国书，说起话来俗语、成语、谚语、典故随手拈来，恰到好处。过去长时间里我对蓝眼高鼻的外国人不感兴趣，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自从接触过司徒雷登后，我的想法变了，他不仅是好人，而且是真正的燕京人。”

　　著名作家冰心曾著文描述了司徒雷登的音容笑貌：曾有过几次小小的事情，同他有过几次短短的谈话，每次的谈话里，都使我觉得他是兼有严父的沉静和慈母的温柔。他在你的对面或身边款款地笑，两手叉握着放在膝上，用温和诚恳的目光看着。你不先开口，他是不会多说话的。他总是尽量地给你机会，让你倾吐你的来意，然后他用低柔的声音、诚挚的话语来给你指导和安慰。一个人物的伟大，不但是能在“大处着眼”，尤其能在“小处下手”，从纤细微小的事情里，能表现出伟大精神的，才是真正的伟大。

　　而与司徒雷登共事多年的陆志韦先生则称：“他是没有家庭的，他的字典里没有休养两个字，直到最后一天，他必定为燕大鞠躬尽瘁。”

　　师生们最真挚的爱戴和认可，在司徒雷登的60大寿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燕京大学的全体师生花了一年的时间，准备了一个盛大的庆典。那次生日庆祝活动延续了整整两天，学校所有的工人和勤杂人员都参加了这个活动，用喧天的锣鼓和一块写着“有教无类”的匾送出了他们中国式的祝贺，很多燕大师生至今对很多细节念念不忘。那段时间，燕京大学声名大噪，司徒雷登的威望也达到了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