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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11日 星期二 放大 缩小 默认   
谭氏三代与孙中山宋庆龄的情缘(上)
赵丹青
■ 谭雅馥、陈艳雄夫妇和长子谭保罗
  ◆ 赵丹青

  秋日的合肥淠河路上,行人们迎着午后的阳光,一如往日的平淡又匆忙。路口站着一位体态瘦削的老人,就是等待我们的谭保罗先生。今年73岁的谭老伯,不久前刚从一场大病中痊愈,步履有些缓慢。在他朴素温馨的家中,谭老伯展开一页页发黄的相片、明信片,思绪回到了他童年居住过的上海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向我们道出了不为人知的家族历史——谭家三代与孙中山、宋庆龄的情缘。

  祖母林耀梅是孙中山妹妹的女儿,曾当过孙府管家人

  谭保罗的祖母林耀梅,是孙中山妹妹孙秋绮的长女。孙中山先生有5个兄弟姐妹,成年的只有大哥孙眉、二姐妙茜和妹妹秋绮。孙秋绮约20岁(1889年)时,与在美国旧金山谋生的香山县(今中山市)人林喜智成婚。婚后林喜智重返美国,孙秋绮留在家乡,生下长女林耀梅。林喜智在旧金山经商时期,同孙中山保持着密切联系,并资助过其革命事业。1910年前后,林喜智回到香山,之后次子林镜出生。可惜1912年孙秋绮就因病去世,团聚不久的林家人又陷入了困境。

  1917年12月,孙中山大哥孙眉之子孙昌不幸牺牲。正在广州进行护法运动的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决定,将孙昌的两位遗孤,以及小妹秋绮的孩子们,接到广州大元帅府来亲自抚养和照料。孙秋绮的长女林耀梅生活也并不顺遂。她在大约1908年时,嫁给了香山县南蓢镇(今中山市南蓢镇)人谭某,先后生育了一对儿女。林耀梅跟随着丈夫,为了生计先后去过新加坡和香港。谭某在外学了些手工技能,做过车床工人,林耀梅则居家操持内务。在新加坡时,心灵手巧的林耀梅还学会了配制中、西混合药物给人治疗手癣。

  但天有不测风云,谭某突然不幸逝世。孤身抚养两个幼子的林耀梅只得黯然返乡,之后又去了广州,靠替人缝补过活。生活的穷困让这位年轻的母亲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将女儿送给了他人。恰在这艰难度日的关口,林耀梅得到了舅父孙中山和舅母宋庆龄的照拂,便领着唯一留下的骨肉谭雅馥,住进了大元帅府。林耀梅平日主管孙府的家务,着重负责的是保证好舅父孙中山的饮食安全。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回到上海,6月与先期回沪的宋庆龄迁入了莫里哀路29号寓所(1943年莫里哀路改名为香山路,现为香山路7号),一同入住的,还有林耀梅母子以及弟弟林镜。谭家三代与香山路7号的深厚缘分由此开始谱写。 

  父亲谭雅馥久居上海开诊所

  林耀梅一直是孙府忠实的“管家人”。1925年孙先生逝世后,她继续留在了舅母宋庆龄身边。1937年底上海沦陷,宋庆龄前往香港,林耀梅仍旧守护着莫里哀路寓所。大约也是在同一年,这位历经坎坷的女性走到了生命尽头。谭保罗没有见过祖母,也未记得内敛平和的父亲提到过多少与祖母相依为命,又在孙中山和宋庆龄身边生活的往事。透过谭老伯的零星回忆,父亲谭雅馥的生平甚至都描述不出一条完整的轨迹。但历史的影影绰绰还是暗含着线索,笔者经过颇费周折的一番查找,渐渐勾勒出了谭雅馥的一生。

  谭雅馥(1909年—1972年),曾用名谭洁怀,也被舅婆宋庆龄亲切地称为“阿怀”。成年后他曾从上海返回家乡探望过外祖父,又曾在广州停留,并前往香港找过工作。谭保罗眼中的父亲,一直都是一位谦和善良的医生。虹口区档案馆中尘封泛黄的档案,印证了他的说法。具有高中程度学历的谭雅馥,先是掌握了母亲在新加坡时治疗手癣的方法。1934年至1939年间,他又在上海自学了针灸及中医外科知识,取得了考试院及格证书和卫生部中医师证书。1940年起,谭雅馥开设了自己的“谭雅馥诊所”,渐渐地专注于治疗“灰指甲”与“鹅掌疯”。他的医术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反响。一名被治愈的患者特地在1945年7月28日的《申报》上刊登声明,“鸣谢鹅掌疯灰甲专家谭雅馥医师”,文中提及他在总结治疗经验基础上著有《灰指甲与鹅掌疯》一书。据谭保罗回忆,自己在安徽工作后,曾有位在上海做过手术的老干部对自己提及,他的灰指甲病也是经人推荐在“谭雅馥诊所”医治好的。

  谭雅馥的诊所在上海曾辗转多地,先后在石门二路、瑞金一路、南京东路、四川北路开设。1944年,他还被原思南路123号的佛光疗养院聘为特约外科中医师。1947年10月,谭雅馥将诊所迁到了自家在虹口区嘉兴路59弄10号住宅的一楼,这里也成为了“谭雅馥诊所”停留时间最长也是最后的地点。对于这个早已在城市化改造中荡然无存的家,谭保罗的印象完整又深刻。

  谭家的诊所每周二固定休假,其余日子,谭雅馥都是朝九晚五在一楼出诊。海宁路开设分所后,他每日下午便改去那里出诊。平均下来,每月有三百余病患来看鹅掌疯与灰指甲症。谭保罗清晰地记得,来治疗的患者们会把手或脚浸泡在药水中坐在楼下。对于慢性病人,谭雅馥都要求每周挂号一次,如果病情开始好转,之后的治疗就会免费。

  新中国成立后,谭雅馥申请了中医师临时开业许可证,参加了上海市卫生工作者协会,1954年还在上海市第九中医院进修班学习。但1964年虹口区卫生局在谭雅馥申请中医外科行医证书时,对其资质提出质疑,令他非常气郁。最终,卫生局以他从学、经历、实际执行业务方面为依据,做出了颁发“对治疗某些疾病有专长的四类人员”适用的“行医证明书”的批复。不久,“文革”爆发,“谭雅馥诊所”被迫停业,随之谭家又经历了抄家之厄。谭雅馥的身体因此每况愈下,1972年终因肝病辞世。

  谭雅馥虽久居上海,却仍旧保持着家乡翠亨的习俗。1939年左右,他与同在上海的香山翠亨人陈艳雄成婚,和翠亨的亲戚也始终有联络,50年代还曾两度回乡探望。这个操着粤语的上海家庭,一共孕育了六个孩子,其中长女和次子夭折,只有保罗、保康和保宁三子长大。令人惋惜的是次女敏清不幸患有先天性脑部疾病,终生都由父母照料。

  “谭雅馥诊所”的收入,长期维系着一大家人的生计。1955年时,嘉兴路这座二层小楼里,同时还住着谭雅馥的岳母,以及离异后带着女儿的妻妹。平日诊所开业时,由谭雅馥主治,陈艳雄和妹妹做助手,平均下来每月能获得150—200元的收入。谭保罗印象里,虽然家里负担不轻,但日子过得并不特别拮据。直到“谭雅馥诊所”因“文革”开始被迫关闭,失去唯一固定经济来源的谭家人才真正陷入了生存的窘迫。当时,身为长子的谭保罗已经去了安徽工作,为了接济父母和弟妹们,此后长达几十年时间里,他每月都拿出四分之三的工资汇到上海。父母相继去世后也是由谭保罗安葬在了合肥,继续永久的守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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