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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12日 星期六 放大 缩小 默认   
孙中山与“粤海关事件”(上)
杨智友
■ 粤海关大楼
  ◆ 杨智友

  南北之争,剩余关税怎么分

  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暴毙后,流亡日本、随时准备发动革命的孙中山重回中国。1917年7月,张勋冒天下之大不韪,拥清废帝溥仪复辟,这令身居上海的中山先生极为愤怒。他召集在沪陆海军及国民党要人,讨论拥护共和、出师讨逆大计,决定率海军舰队南下,发起护法运动。

  舰队尚未抵达广州,段祺瑞就杀得“辫帅”溃不成军,重执北京政府牛耳,为把持朝政,他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将自己主持制定的这部《临时约法》视若生命,因为它是共和的象征,是被迫让出政权后的底线。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成立与北洋军阀对峙的护法军政府,任海陆军大元帅,南北战事重开。

  南京政府时期“金库仅存十洋”的财政窘况令孙中山记忆犹新,但广州政府仰西南军阀鼻息,其情形甚至比五年前的南京政府更糟,“政令不出士敏土厂”。(士敏土即水泥,孙中山设大元帅府于广东士敏土厂办公楼。笔者注)这厢帅府办公,那边生产水泥,就连3个平方米大的卫生间墙壁上,也挂着一幅世界地图。

  如此窘迫的处境并没有动摇他东山再起的意志。

  彼时,中国也卷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津海关加班加点,将20万华工从大沽运向生死未卜的欧洲战场。这些埋骨异乡的华工冤魂,换来了德、奥两国的赔款取消。再加上银价上涨,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致使关余数目大大增加!

  什么是“关余”呢?原来,列强剥夺海关税款保管权的最大理由,就是用来拨付外债和赔款。到了1917年,因为关税征收激增,所以除了偿还当年应付的债赔两款份额以外,尚有剩余,这就是所谓的 “关余”。

  由于“关余”不在担保债、赔范围之内,“总税务司乃于1917年以关余规元1000万两,提供北洋政府作为普通行政费用”。因为在第三任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的心目中,北京政府方为正统。这一举动引起了孙中山的异议。他认定,护法军政府也应该堂堂正正地索要中国海关收入——“关余”。

  翌年9月,徐世昌就任总统,标榜“偃武修文”,主张南北休战。在此和风轻拂的背景下,广州军政府向公使团提出分享“关余”这个大蛋糕的想法显得合情合理。于是,军政府财政总长伍廷芳通令安格联,表明必得此款之决心及倘若事败必究其责的严正态度。安格联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自有海关以来,总税务司第一次收到的严厉命令。时值巴黎和会召开前夕,到处都弥漫着一团和气,列强借机敦促中国南北方举行和谈。安格联迫于压力,不得不进行疏通。而北京政府面对列强的施压,被迫同意南方政府有权摊分关余,经双方博弈,军政府分得13.7%的关余。截止1920年3月为止,广州军政府先后六次收到“共规平银三百零九万五千六百零一两”。

  但劲吹的和风显然没有光顾广州护法军政府,由于西南军阀和直系军阀勾连挤兑,迫使孙中山离粤赴沪。1920年3月,军政府发生分裂。见此情形,北京政府请求安格联停止给南方拨付关余,“现值彼方局势又有变动,应请贵总税务司于该(关)款提出后暂交广东税司先行保存”。公使团也借口南方政府内部分裂,权力所及仅广东一隅,不能代表西南诸省,为此停止拨付“关余”,交由总税务司暂代保管。

  10月,盘踞广州的桂系军阀被粤军所败,孙中山从上海返回广州,重组广州军政府。为完成北伐大业,遂向公使团提出继续依前例拨付“关余”,并要求发还积欠的250万两关平银,以解燃眉。但这一正当要求却遭到了公使团的拒绝,非但不同意“将属中央政府之全部关余,摊交未经正式承认之政府”,还“南水北调”,将应当拨付给南方政府的“关余”全部划给北京政府。

  孙中山获此消息,愤懑异常,决心尽快在广东建立正式之民国政府,以利于对外交涉。次年5月5日,孙就任广东革命政府非常大总统。但新政府成立伊始,便忙于讨伐广西桂系军阀残余,准备出师北伐,接着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革命,广东政局趋于混乱,争拨“关余”问题暂时搁浅。

  炮口洞开,列强吹响集结号

  1923年2月,孙中山命滇桂联军合力击溃盘据广州的陈军,第三度入粤,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搁置的收回关余问题再度提上议事日程。

  8月,孙中山敬告安格联和广东税务司“因伊等服务民国政府,至该广东税务司且隶属广东政府之下也”,但没有收到回音。

  9月5日,孙中山令大本营外交部长伍朝枢,通过英国驻广州领袖领事真密孙,正式照会北京公使团展开“关余”交涉。认为北洋政府以“关余”兴兵侵伐西南,实乃不平之事,强调“今日之北京,已无所谓 ‘中国的政府’存在”。并附公函抨击美国将“关余”尽付北京政府的动议。不久,再次照会公使团,郑重声明北洋政府在1921年3月做出的“停拨广州政府关余之命令”无效!

  面对“孙大炮”接踵而至的炮弹,公使团展现出 “文韬武略”。文者,外交也。武者,炮舰也。此乃列强的看家本领。美国领事率先电令吕宋舰队司令,急调6艘鱼雷艇驰援,加上英、法、日、意、葡等国16艘军舰,迅速集结黄埔。

  9艘军舰驶入沙面。100名法国水兵登陆,驻舰官兵进入临战状态。“外舰炮衣尽脱”,战机一触即发!静谧的白鹅潭,硝烟弥漫,恶浪滔天!

  在孙中山亲笔拟定的照会里,出现了“强行占领海关”六字。尽管有“不得已”的前缀,但这样措辞强硬的激进言辞,仍为辛亥革命十余年来所仅见。支撑这六个字的后盾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苏联将援助国民党组织培养军队、实行经济援助以及中国共产党和广大民众的支持,这给了孙中山前所未有的底气和决心!

  在随时有可能擦枪走火的担忧下,粤海关开始转移海关仓库的银元,将机密文件运至炮舰保管。但洋员们对他们引以为傲的坚船利炮满怀憧憬,坚信孙大炮无非是虚张声势而已。

  和平对话,广州危机一朝除

  南中国海风起云涌,争拨关余的交涉已发展为收回粤海关事件,考验着列强们的神经。面对孙中山的强硬态度,“复凛于南中国民意之不可侮”,他们终于意识到武力恫吓并不总是那么有效。

  美国公使舒尔曼肩负公使团使命赴粤调停。为示诚意,舒尔曼在法舰和葡舰悄然离去后,再令美国驱逐舰离开广州港域。

  1924年1月4日,舒尔曼自香港抵广州。5日,舒尔曼在广州与大本营外交部长伍朝枢先行会晤,次日,他由伍部长等陪同,拜谒了孙中山,双方倾谈两个小时。

  此时的孙中山正忙于国民党改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也让他颇费思量,见公使团确有调和之意,他也不愿树敌太多。尽管美国是参与示威行动中派出军舰最多的国家,但孙中山考虑到北伐大业,同意对话解决。

  1924年4月的北京,参与海军示威的各国公使们达成了共识:“目前可以撤离军舰,结束示威。”4月25日,停留在广州白鹅潭的最后一批英、美、日军舰全部撤离,列强的海军示威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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