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去异地上大学，从那时起我就独自踏上了人生旅途。

　　大学是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城市，当时的路况不佳，如今两个多小时的车程要花上六七个小时。那时父亲的单位会经常来我所在的城市出差开会等，于是父亲就利用“职务之便”让我寒暑假回家时常可乘上便车，父母亲也常常搭车来看我或者托人带些吃穿之类的东西送给我。室友们因此对我又嫉妒又羡慕，我感觉没有离开家。

　　大学毕业之后我来到上海教书。第一次去单位报到的时候，父亲是全程陪护的。我们辗转汽车火车二十多小时最终抵达了上海火车站，下车后父亲毫不犹豫地叫了一辆出租车。看着不断攀升的计价表，我心惊肉跳——那是我一张火车卧铺票的价钱也是父亲月工资的三分之一，我真觉得父亲有点浪费。

　　最初来上海的几年我是每年必回的。父亲始终把我当作一个学生，每次必乘四五个小时的汽车到省城火车站接我。下车后大包小包全是父亲的，我则两手空空地走在他的身边，父亲每次见到我都很高兴，我也觉得这一切是顺理成章的。一九九八年夏天长江全流域发洪水，父亲一如既往地去接我。为了早点到家，我们乘最后的班车回家。车到县城已经很晚了，路上的行人也寥寥无几。我们头顶着时断时续的路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赶。突然，一个大的水坑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正准备趟水而过，父亲说水脏会烂脚的，要背我过去。他先把行李放在干净的地方，然后小心翼翼地背上我。我趴在父亲的背上，水没过了他的膝盖，他走得很慢但很稳，昏暗的灯光下我只听到哗哗的水声和父亲的呼吸声。父亲把我放好之后又回去取行李，我看见他把行李紧紧地高高地抱在怀里，他瘦高的身体略微向前倾斜，低着头一步步向前走。看着水中来回穿梭的父亲，我的鼻子酸酸的。

　　年复一年我有了我的家，由于某种原因我连续多年没有回过家，终于，2010年春节我带上孩子回家了。父亲此时已经患帕金森病好几年了，行动迟缓，更别说去车站接我……春节过后我搭乘私人的小车取道省城回上海。冬天的早上北风凛冽寒气袭人，母亲送我到小区门口，父亲也要送我到车上，但他迟缓的脚步被我们甩下了一大截。上车时我回头一看：肥肥的冬衣裹着父亲瘦高的身体，他向前倾斜着，步履蹒跚，却执意一步一步向前走，几分钟的路程他似乎要花上几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车开了，我没有听清母亲的叮嘱，眼睛却湿润了。

　　暑假我带着孩子回家看望父亲。一年多了，父亲的病情也越来越严重了。在刚进家门的那一刻一个熟悉的声音：“回来了。”我抬头一看是父亲。他的双手扶在一张齐腰高的条凳上，条凳向前移动一点，他的脚也向前“走”一步。

　　离家的前两天亲友团聚欢送我，父亲说：“在服务区休息时汽车很多，你不要上错车。”大家都笑了：“她还会上错车吗？”我也不以为然。离家前一天下午，父亲刚睡好午觉，我来到他的床前，紧紧地握着他的双手，再也克制不住的情感奔涌而出，我趴在父亲的身上紧紧地抱着他有些僵硬的身体，哭喊着：“爸爸，爸爸，以前我走到哪你接到哪送到哪，你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明年我再来看你。”父亲也老泪纵横：“女儿呀，女儿，我再也不能送你了……”平静下来，我帮父亲擦掉了眼角的泪痕，父亲还是重复那句话：车在服务区不要上错车。我一个劲地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

　　汽车早上九点出发，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了近九个小时，这期间父亲给我打了三个电话。中午，“吃饭了吗？”下午三点，“到什么地方了？”我看着窗外的广告牌说：“余杭。”电话里是欣喜的声音：“蛮快的，过了杭州离上海就不远了。”五点来钟，我的手机又响了，“到了吗？”“过了嘉兴。”“哦，到家好好休息。”电话里的声音如释重负。

　　离开父母亲的时间越来越久远，离家的路也越来越漫长，我在自己的世界里任意地翱翔。但无论走得多远飞得多高，总有一根线牵引着我——父亲始终是牵引者，我是他手中放飞的风筝，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到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