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字援庵,生于1880年,卒于1971年,广东新会人。他早年曾在小学、中学教书,办过《时事画报》和《震旦日报》,学过医,创办过光华医学院和平民中学……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历史学家。他痛感清廷的腐败和民族灾难的深重,一生都在努力寻求救国救民之道。
家有“胡同”
说起家有“胡同”,容易让人误以为家坐落在胡同里。想想也是,家在胡同再正常不过。如说胡同在家里,即家有“胡同”,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有一个人就这样说,他就是著名历史学家、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
陈垣青少年起,就痛感清廷的腐败和民族灾难的深重,努力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积极投身于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的斗争行列。1907年,他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院,因愤恨于学院里美国教师歧视中国师生,遂和朋友通过各方集资,创办了光华医学院,他也从博济转到光华继续学习。辛亥革命后,陈垣到北京,开始钻研文史。陈垣一生从事教育长达70年,先后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字、燕京大学等校任教,曾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作为一名学者,他还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北平图书馆委员、故宫博物院理事兼故宫图书馆馆长等职。1948年,陈垣还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
陈垣是李希泌父亲的挚友,李希泌曾撰文说起有一次陈垣的助手、学生刘乃和在乃师家,遵师命去书房取一部《元六十家文集目录》稿本,陈垣告诉刘乃和此书在第几条“胡同”第几层书架;一会儿又要取一张老照片,在第几号“胡同”第几层书架,刘乃和皆随手取来。李希泌对陈老这样得心应手地使用自己的图书资料,既惊讶,又佩服。陈垣对他说,图书资料浩如烟海,如不能很好管理,不仅不能很好利用,而且会淹没在图书资料的烟海中。我们要做图书资料的主宰,对所需要的图书资料要做到信手拈之即得。1964年夏,李希泌陪同亚非学会负责人艾毅根拜访陈垣,应客人要求,陈垣请适在他家的刘乃和领客人参观厢房里的藏书。“厢房的面积并不大,但书架一行一行地排列得很整齐,行与行之间留有一条通道,陈老名之为‘胡同’,顺序名之为‘第一条胡同’、‘第二条胡同’……书架上的书也放得很整齐。陈老对哪本书放在第几条胡同第几个书架都记得一清二楚。”(李希泌语)
原来“胡同”是陈垣喻指他的藏书室。在我看来,陈垣自况家有“胡同”,盖缘于他腹有诗书。腹有诗书的人,即使家无“胡同”,依然可以气定神闲,因为他已在心里“砌”起了“胡同”;反之,腹无诗书,即使在家里砸钱堆起再多的“胡同”,不过是附庸风雅,华而不实。由是观之,一个人要做到腹有诗书,家里有无“胡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里要有“胡同”;这是一种先由外而内,再由内而外的抵达。这里包含的已不仅仅是学问和学识,还有人品人格,乃至学术精神。能完成这种抵达的人很少,就像陈垣家有“胡同”,并与之融会贯通的人很少一样。但唯其少,才更令我们这些后人敬仰。敬仰他,也是敬仰真学问、真学识,更是敬仰一种品格、一种境界。
陈垣在辅仁大学开办史学研究所时的及门弟子赵光贤,曾对梁启超根据《新唐书·薛延陀传》里“值贞观二年突厥叶护可汗见弑”的记载,考证出唐玄奘赴印度出发年代为贞观元年,而非历来以为的贞观三年,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他读到1924年10月上海《东方杂志》第21卷第19期上发表的陈垣《书内学院校慈恩传后》一文,该文将梁氏的诸条考证一一驳倒。“其中有一条我记得最清楚,就是先生据《通典》、《册府元龟》诸书,证明在贞观元年(不是二年)被杀的是统叶护,而玄奘到西突厥素叶城见到的是统叶护的儿子肆叶护。一字之差,遂成大错。真是俗语说的强中更有强中手。当时我想,原来我国还有比梁氏更高明的人,从此使我五体投地地佩服的人不是梁任公而是援庵先生了。”(赵光贤语)
历史文献因传抄刊刻,难免会出现错误。问题是这些错误如因袭相传,不免对文献的原意造成误读。所以严谨的历史学家多对文献校勘非常重视。陈垣先生即是其中之一。他认为“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为此他曾以《元典章》的校勘为范例,用五种本子同沈家本刻本《元典章》对勘,发现沈刻本错讹、衍脱、颠倒、误改的地方竟有上万,他据此写出校补札记六卷、补缺文三卷、改作表格一卷。从中不难见出陈垣先生对待学术是多么一丝不苟。
做一个学人,学问好固然重要,但最要者得有风骨。一如家有“胡同”,首先胸中得建有“胡同”一样。《通鉴胡注表微》是陈垣一部呕心沥血之作,这部书很可以看出陈垣的风骨。南宋末撰写《通监注》的作者胡三省,字身之,生当我国历史上民族斗争非常激烈的时期,他出生前,中国北部已被金占领,幼年时,元又灭金侵宋,以后他就在宋元长期战争的环境里长大,他曾注释《通鉴》二十多年不辍,直至73岁逝世。胡三省曾亲眼看到宋朝覆灭,元朝的残酷统治,并在《通鉴注》中时发感慨,斥责卖国投降的败类,申诉元朝残酷压榨,以及身受的亡国惨痛,字里行间时时流露出他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但就是这样一位爱国史学家,长期被埋没。陈垣读胡三省《通鉴注》时,正身处被敌人统治着的北平,人民生活在黑暗中。他说自己“精神异常痛苦,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日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如看到“臣妾之辱,唯晋宋为然,呜呼痛哉”!再如“亡国之耻,言之者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每读至此,联想到当下,陈垣“不禁潸然泪下”。感情的接近,思想的相通,各自身受的苦难,驱使陈垣下决定为胡注写出“表微”。这部著作彰显了胡三省的内心情怀,也凸显出陈垣的民族气节和学人傲骨。当时敌伪曾想利用他的声望和影响为他们服务,遭陈垣断然拒绝,一些汉奸出来说项,更被陈垣大义凛然顶了回去。在一次学校举行的运动会上,陈垣发表演说,他引《礼记·射义》中的话说:“古代的运动会,有三种人不能参加:‘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入’。”即把不能保卫国家、不能抗御敌人入侵的将军,国亡后在敌伪政权任职的官员,以及为了个人目的而认贼作父的人打入另册。这是陈垣对临阵脱逃将军和汉奸的严正斥责,也是对学生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
抑或正因为陈垣家有“胡同”,胸有“胡同”,所以在关键时刻,家有“胡同”就立时转化为心中的“堡垒”,用以坚守他的名节和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