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年纪的人，有时会有意无意地回忆过去的岁月。前些日子，我偶然翻到市北中学60届高三（5）班毕业照。虽然脑海中同学的形象已经模糊，好在照片背面注有同学的姓名。他们是：张玲娣，庄震坤，郭英，徐毓秀，陈微，王林珍，程再春，石熙春，刘素兰，张祥宝，郑元璇，楼承嗣，陈连均，裴学和，董荣华，周成业，胡伯康，徐仲芳，陈云波，徐正明，吴怀华，冯须富（即笔者读高中时的姓名），张少祥，吕家福，乐国章，孙世范，祝继庆，曹为民，李行，王国华，贝光宙，张禹卿，袁桂秋，汪锁根，姜根林，严锡祥，向国樑，徐昭光，孙荣根，王文飞，詹闲良，陈克明，傅禄华，李伟达。

　　1960年高考录取率好像相当高，我们班同学大多进入各类大学。大学那几年，处在同一城市不同大学的高中同学常走动。外地同学寒暑假回到上海，彼此间看望也很多。

　　1965年我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分配到一个叫“青海矿区”的单位。没有具体地址，只告诉我到西宁某某地方报到。

　　到单位后，第一课就上保密教育，有个八不准的规定：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不该打听的不打听，不该去的地方不去……对外通信也有特别要求，一律采用信箱。一旦违反保密规定，轻则受纪律处分，重则判刑。我们的老院长邓稼先当初调入时，他爱人问他：“调到什么单位？”“不能说。”“调到什么地方？”“不能说。”“干什么工作？”“不能说。”以致邓院长的孩子问妈妈：“我爸又到哪里去了？”回答是：“到信箱里去了！”

　　工作一段时间后，我渐渐知道所从事工作的性质。我们日常研究的对象是高浓度的固体铀-235和铀-238，作为一个核物理专业的毕业生当然知道这些材料是干什么用的。这在当时可是一项顶尖的国防科研，关系到国家安危。周围从事科研工作的同事，清一色来自全国著名大学：中科大、清华、北大、哈军工、复旦、交大、南开、南大、浙大……

　　“青海矿区”保密措施十分严格，每个工作区工作证都是不一样的，此区绝不可以到彼区去。相互之间不可以探问对方的工作情况，即使是夫妻之间也必须对另一方保密。探亲回厂时只能买车票到西宁，到西宁后再买到矿区的火车票。

　　后来我们知道，工作的地方叫“金银滩大草原”。金银滩三面环山，西面与青海湖隔山相对，方圆1000多平方公里。王洛宾先生那首著名的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就出自金银滩大草原。上世纪50年代有部电影，好像片名就叫《金银滩》，因为核基地的建设，这部电影也停止放映。

　　现在“青海矿区”已辟成旅游景点，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盖有纪念馆。纪念碑上镌刻着时任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的题字：“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我在“青海矿区”工作期间，由于事业的特殊性，与大多数高中同学中断了联系。1969年3月，在黑龙江省珍宝岛爆发了和苏联的武装冲突，苏方密谋对我国实施核打击。国防科委指示：我国第一个核基地是根据苏联专家意见建于青海草原，从战略观点考虑，应以最快速度，抢在敌人发动战争之前向三线转移。于是，1969年11月我们从青海草原转移到四川地区。我所在的研究所搬进了深山老林。从山口到大山腹地厂区有几十公里，进出厂区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为了加强隐蔽性，所有建筑物屋顶全部涂成黑色。

　　从青海向四川转移的过程中，出了一些事故和差错。上级部门调来大批干部和复原军人，进行军事化管理，职工全部集中生活，夫妻分开，男女分开，不准回家，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早上出操，晚上点名，整天就是“政治”学习，背靠背揭发检举；对每个职工的家进行抄检，有的重点人员家还翻抄了几次，翻箱倒柜，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职工个人信件全部开封检查。1971年9月中旬后，这场运动才不了了之。

　　出于明哲保身，也为不牵连同学，此后我就再没有和高中同学联系。当时国家规定单身职工只有两星期探亲假，双职工没有探亲假，我很少有机会回上海。加之那时交通和通讯相当落后，人与人的联系远远没有现在这么便捷。

　　几十年过去，如今我退休定居上海。每每看到、听到周围的人或小辈们去参加同学会，就会问自己：“我的高中同学在哪里？”改革开放以来，上海道路、居民区发生巨大变化，按当年记忆上门寻找昔日的同学谈何容易！通过市北中学校友会，我好不容易联系上了几位。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杳无消息。为此写下这篇文章，希望借此找到更多的高中同学，以慰多年思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