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双支柱”调控框架时，周小川行长提出，要引入逆周期的政策措施。他解释说，在常规的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顺周期的因素太多，经济好的时候，股票市场好，公司盈利也多，同向推动的力量比较大。如果经济中的顺周期因素太多，使这个周期波动被巨大放大，在繁荣时期过于乐观，也会造成矛盾的积累，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瞬间剧烈调整的“明斯基时刻”，这是我们要重点防止的。

　　他进一步阐述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G20和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以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危机的产生使大家提高了对金融稳定的重视程度，有必要引入一些金融稳定的措施。对于国内的系统重要性机构，包括“工农中建”这类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以及平安保险这类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公司，它们的标准应该有适当的提高，因为这些机构对市场的影响比较大。

　　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他说，在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风险点也不一样，但共同点是都要防止恶性通货膨胀、资产价格剧烈调整以及金融机构大面积不健康所导致的风险。

　　关于金融去杠杆的问题，他认为，若总量阀门把握比较好的话，总量就不至于膨胀得过快，杠杆率就会有所下降。特别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不仅涉及到企业，也涉及到银行如何看待自己的资产质量，必须两方面共同努力来调整。

　　央行行长考虑的问题往往有很多共同之处。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他的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回忆录《行动的勇气》中总结，在他任期内，美联储变得更加透明，更加注重维护金融稳定。量化宽松政策和加强政策沟通等非常规货币政策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降低通缩风险，推动了美国经济复苏。

　　他同样赞同中国的做法。伯南克这样评论道：“中国从危机中恢复得相对较快，部分原因是中国在2009年实施了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现在又专注于推动长期性的经济改革。如果中国想要延续经济方面的成功，必须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内需的作用，面向国内民众生产商品和服务。”当然，加强金融监管，也是他给出的建议之一。

　　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家庭的负债率过高也是一大风险点。这一点也在周小川行长的考虑之中。他提醒说，与全球比较中国家庭的债务杠杆率还不算高，但是最近几年增长很快。增长的过程要注意质量，要使增量部分保持稳健。　　首席记者 谈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