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部话剧《长恨歌》正上演，一部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版，一部是香港焦媛实验剧团版。小说《长恨歌》自1995年于《钟山》杂志连载以来，迄今已有23年。

　　《长恨歌》搬上舞台似乎并不容易，小说开场白用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的单一赘叙（iterative）模式，表示王琦瑶代表了上海千千万万的女性，王琦瑶“看那墙上的光影，流连了一百年一千年的样子，总也不到头的……”“这种黄昏，几遍一千年过去，也是不变”、舞场里“都是没有年纪的人，无古无今的”，这很难演，因为观众看到的，似乎始终是一个人。有一个改编细节很有意思，上话版也拿出来做文章，就是王琦瑶听京剧。

　　1948年全面内战，李主任来去匆匆，在爱丽丝公寓过上一夜还要做几个噩梦。王琦瑶半夜失眠起床，轻轻放了会儿梅兰芳的唱片。她突然觉得自己是虞姬，很有意思。那一年她二十岁，心里真正喜欢的是好莱坞电影，自认为是出走的新女性，心里要的却是“《西厢记》里的莺莺，折腾一阵子还是郎心似铁，终身有靠”。委身李主任“爱的供养”以后，王琦瑶开始硬着头皮培养和四十岁的李主任一样的爱好，就是听京剧。其实李主任死后，她没有听过京剧，这个爱好一点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到了话剧中，王琦瑶倒是懂一点的。

　　“四十”在《长恨歌》里是一个死亡符号，且不说漫天的“四十年”，并不平安的平安里王琦瑶住在四十的隔壁——三十九号，李主任出场也是四十岁。我在上课的时候放过这一段《霸王别姬》，还没有放到“我这里出帐外且散愁情”，已经听到了课堂里不耐的呼吸声。我想这种不耐，和少女王琦瑶内心深处对李主任的陌生和不耐是相似的。王琦瑶唯一的安慰是幻想自己是虞姬，对李主任的全部认知就是“批公文”。那时的王琦瑶只有“虞姬”的愁烦，却不会有虞姬的抑郁。“面羽则喜，背羽则悲”，面羽是强颜欢笑，背羽是无怨无悔。相较之下，王琦瑶显然是有点自恋了。

　　有一本书叫《自恋主义文化——心理危机时代的美国生活》，1979年出版的，作者是克里斯托弗·拉什，美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书中探讨了现在社会里的自恋性格的影响，譬如害怕承诺和个人关系，包括宗教信仰，害怕老化，以及无止尽的追求名利，随波逐流。他认为任何个人主义的主张都是在内心深处找不到个体意义的结果。这个书1988年的时候就出过一版，在当时没有引起反响。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大概还不太了解这种恐惧。但我们现在来看，书中提及的问题却显得特别应景。“自恋”有很多种形态，折射的也是完全不同的心理危机。

　　这种“自恋”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给自己脸上贴金、热爱自拍、臭美这一面向。王琦瑶属于哪种“自恋”呢？“生怕自己不属于伟大、富裕、有权势的这一部分。这些人下意识地着迷着并不断地渴望着一种理想化了的自我客体……他们总是想从外部得到能给他们支持和赞许的无限力量”。女性与都市一直都是海派言情小说的两大主题，这种“自恋”背后的心理期许，既属于上海小姐王琦瑶，也属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一种近似于月亮与太阳、殖民地与宗主国、赛博格与人类等等权力关系的维系。理想化的自己恰恰是找不到自己，王琦瑶梦想成为李主任的“知己”“谋士”般的存在，只是一种幻觉。这也是所谓以一喻百、一花一世界的深意。

　　同样是1948年，王琦瑶心心念念自我投射的虞姬的扮演者、舞台上的梅兰芳在做什么呢？那一年，中国著名的导演费穆同时拍了两个电影，一个是《小城之春》，一个是中国第一部彩色京剧电影《生死恨》，主演就是中国最重要的京剧男旦梅兰芳。《生死恨》的故事说的是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士人程鹏举和少女韩玉娘在一个家国乱世里所做的一种忠义的抉择。而王琦瑶呢，死守着一个靠山，这个靠山最后还没有靠住，王琦瑶自始至终都不知道李主任的真名，却误以为自己当过权力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