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是当下农村的一个现象。男人为了谋生到城里打工，于是有了“留守家庭”；如果夫妻双双外出，年迈的父母就成了“留守老人”；最让人揪心的，是每到年关倚门而盼的“留守儿童”。“留守”成为一个社会热词，其发端在城市，具体说，在上海。

　　1991年初，当时我担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艺术室主任，一个名为《留守女士》剧本辗转到了我的手中。之前，我只知抗日战争时大后方有“八路军留守处”，看了剧本，我被吸引，被打动，让我对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出国潮背景下，出走和留守之间的感情撕裂，有了强烈震撼。

　　剧本作者是时任上海文联秘书长的乐美勤。用“留守”这个词凝练出一种生存状态，并以此体现在文艺作品中，他无疑是率先的。在文联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我提出这个戏所写的留守故事乃至这个剧名本身，是会在历史上留下印痕的。后来，乐美勤把《留守女士》给了上海人艺。

　　时任人艺副院长的俞洛生不仅喜欢这个剧本，而且亲自导演，并以小剧场样式推上舞台。他把戏的风格定位于“沙龙戏剧”，让观众随意参与，并要求演员的表演真实、质朴，不露痕迹。饰演男女主角的奚美娟和吕凉出色地体现了导演意图。演出获得极大成功，不仅场场满座，而且需要提前一个多月才能买到票，这在话剧还不太景气的上世纪90年代初实在是罕见的。

　　这个戏以及后来的同名电影之所以风靡一时，根本原因还是剧本戳中了时代的痛点。经历了浩劫而又困于物质匮乏的国人，以为出国就能改变命运。虽然一时间“我们的同胞遍天下”，但大部分在异国成了端盘子、洗车子的“下等公民”，空有满腔抱负，却落得无地自容。对恋人曾经的许诺成了一纸空文，重逢的向往成了可望不可及的泡影……乐美勤敏锐地察觉了这个痛点，这是民族之痛，时代之痛，他怀着悲天悯人之心写下了这个带有泪痕的作品。

　　历史翻篇了。《留守女士》确实在历史上留下了印痕。而“留守”也有了更为宽泛的涵盖，成了时下社会的一个热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