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尚年轻，由于各种机缘巧合，有幸结识了一些年长的老先生们，并一见如故，居然成为忘年交。他们或睿智或质朴，或老克勒或老顽童，每个人身上都隐藏了无数的故事，堪称一部上海历史风情的万宝全书。其中印象最深的，要数铁明老师了。

　　由于“清华同学会”和我所在的高中建立的联谊关系，作为学生代表的我得以拜谒了其中那位年纪最长者——铁明老师。铁老出生于1905年，母亲是教育家袁晞皓。他不到13岁就进入“清华园”读书，后以化学免考的成绩被选为庚子赔款留学生，成为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在美国工作多年，老先生一直心怀强烈的报国意愿，搭乘“珍珠港事件”之前的最后一班船回国。

　　78岁时，他因医疗事故而导致双目失明。我见到铁老的时候，他已经在黑暗中生活了7年时间。由于行动不方便，他极少外出，全部活动区域仅限于十多平米的房间，和阳台上搭出来的洗浴房。可是我在他脸上并没看见怨愤与悲怆，反而是平静、安详，甚至，有一点点顽皮和自得其乐。因为，他实在太忙了。牛津大学缜密的语法和纯正的口音，吸引着许多来学英语的学生。圣诞节的时候，各种贺卡像雪片似的从世界各地飞来，他要求我在房间里拉几根绳子，然后把那些贺卡一张张挂上去：“我虽然看不见，但是可以给大家看看嘛，一起开心开心。”他咧着满口假牙的嘴笑了，头顶五颜六色的纸片犹如一盏盏彩灯，又如密密匝匝的气球。

　　我几乎每周去一次，与先生交往也算密切，可他从不称我为学生。“你是我的小朋友。”他说。他喜欢我坐在他对面，膝盖碰到他的膝盖，“这样才叫促膝谈心”。于是我帮他拆信，读信，写信封，校正他用老式打字机打出来的文章，也和他一起喝英式下午茶，吃几块饼干，凯司令的蛋糕，冰淇淋。有时为了奖励我，还起身去柜子里摸出一块巧克力送给我。

　　我从不付学费，可在那里受益良多。读信读文章过程中，每涉及到一些特别之处，或是天文地理，或是域外风俗，或是书本中不常见的语法，他都会停下来顺势给我讲解一番；当然读得最多的，还是他自己写的一组“Casual Observation of An Old Timer ”，他自己翻译为“老生偶谈”，多是一些针砭时弊或有感而发的短文，有点像现在晚报上的评论文章。我记得最牢的一篇，名字叫”Why So Many Arus？”（为什么这么多阿留？）阿留，就是自说自话把主人家的古董清洗干净使它丧失价值的那个家童。解释完毕，他像个索要表扬的小孩子一样急不可耐地问：“怎么样？写得好吗？”未等我回答，他已在自得其乐：“我自己就很欣赏。”

　　老先生的脸并非一味喜气洋洋的，他也有严肃的时候。某日去看他，刚在我固定的位子、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老先生的表情吓了我一跳。“把抽屉打开，”他命令我，“数一数这里一共多少钱？”我数了一下告诉他数字。“再看看抽屉其他地方还有没有？”我在抽屉里又翻找了一遍，然后告诉他没有了。他抬起头，神情凝重：“有件事情你帮我参考一下。”原来，因为先生眼睛看不见，来上课的学生都是自动把学费放进抽屉，之后再由先生的女儿取出保管。前天一位女学生来过之后先生女儿发现少了一百元，先生心里有所怀疑，但需要谨慎地再度确认。“一百元钱是小事，可若真是这个孩子拿的，那一定要让她知道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接到我的电话后，家长仔细询问沟通，证实确是那个孩子所为，他们对此深表歉意，承诺好好教育孩子树立正确的道德行为准则，并对老先生的苦心表示感谢。从这件事上，我看到了教育者的责任。

　　年轻时的先生多才多艺，这位曾经的体育健将，还擅长跳舞唱歌。现在他年纪大了，种种风华绝代只能让我遥想当年，然而终究还是逮着机会让我一窥真容。一次陪先生去当时的美国驻沪总领事家里做客，他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相见甚欢，饭后在别墅二楼的家常客厅里喝茶，先生突然提议大家高歌一曲。当英文版的《友谊地久天长》响起，先生两只手紧紧拉着总领事和他的台湾太太，投入地忘情高歌，身姿随乐曲而摆动，柔和的灯光下，他空洞的眼里居然充满了光辉，总领事夫人眼里泪光盈盈，我竭力忍住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这位我认识的最年长的老先生，前些年于97岁高龄仙逝，留给我无尽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