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捐献六兄妹追随

　　浦东周家渡街道的戎宏之家庭，从父母到兄弟姐妹，再到配偶和亲戚，共有15人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其中，戎宏之的父亲戎镇远和母亲靳安庸等5位长辈已经实现捐献，他们的名字被刻在了青浦福寿园的“石书”上。

　　戎宏之的爷爷戎肇敏是一位留学日本的医学博士，回国后在北京和上海两地行医，并在上海创办“戎肇敏医庐”，治愈过许多病人。戎宏之的父亲戎镇远在上海一家企业当医生，母亲靳安庸则在上海医科大学搞组织胚胎学研究，做人体解剖、标本制作等工作。戎宏之说：“小时候到妈妈单位，看到她在研究人体标本，就觉得很了不起。”

　　1997年，80岁的戎镇远和78岁的靳安庸向子女提出想办理遗体捐献登记。六个兄弟姐妹十分不舍，劝父母“入土为安”，但老人态度坚定，说：“你们的爷爷是医生，我俩也是医生，对生死从来没有什么避讳，医学院供教学的遗体太少了，我们想捐出自己的。”戎宏之清楚地记得，去办理手续那天，父亲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而母亲特地抹了口红，还戴上了心爱的项链。戎宏之的大哥在签同意书时，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母亲见了，小声安慰道：“我和你们爸爸这一生平凡渺小，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为人类做点贡献，是我们的心愿。”

　　1997年3月6日，戎宏之的父母分别收到了上海红十字会颁发的遗体捐献纪念证。老夫妇俩把这两张证件和当年的行医执照放在一起，收藏在枕边的匣子里。2000年12月，父亲戎镇远过世。五年后，母亲靳安庸也去世了。子女们先后把两位老人的遗体捐献给了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并在医学院的一间小房间里举办了简单的告别仪式。

　　母亲去世那年，在美国生活的戎宏之二哥赶回上海奔丧。告别仪式上，二哥语气坚定地说：“爸爸妈妈，我要追随你们，要在死后捐出遗体。”其他兄弟姐妹听了，立即表示要和二哥一起捐献遗体。2006年3月，戎家六兄妹拿到了写有自己名字的捐献证书。随后，其他家人也纷纷加入，办妥了遗体捐献证书。戎宏之的邻居老太太，被戎家兄妹的举动所感动，也在说服家人后加入了遗体捐献者的队伍。

　　戎宏之说：“虽然自己和家人都登记了捐献遗体，现在愿意捐献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但和医学研究的需求量相比，还是有不小的差距。其实，捐献遗体能节约土地资源，能促进医学发展，更能给后人更多生的机会。”

　　“春蚕之家”为捐献者服务

　　上海的遗体捐献在全国名列第一，而嘉定区的遗体捐献在上海各区中名列前茅，其中“春蚕之家”功不可没。在上海福寿园的“石书”上，有很多名字就是来自“春蚕之家”。

　　嘉定区遗体（角膜）捐献登记者联谊会，又称“春蚕之家”联谊会，其成员主要为遗体捐献志愿者。联谊会最初是嘉定红十字会为了解决遗体捐献志愿者分散无序、不易联系等问题而成立的。成立后，联谊会建立了联系关爱、住院探望、慰问走访等制度。志愿者骨干热心服务会员，会员之间相互关心帮助，使联谊会更像志愿者的一个“家”。

　　在嘉定区红十字会，“春蚕之家”联谊会会长卢秀臻说：“联谊会以小组为单位，努力把工作做到家。由于遗体捐献工作的环节多、事情杂，在每个遗体捐献实现者的背后，都有志愿者默默的支撑。”“春蚕之家”联谊会章程规定：凡在嘉定区红十字会进行遗体（角膜）捐献登记者，即成为联谊会会员。联谊会建立了覆盖全区的网络体系，将会员按区域划分到小组，每组确定一名组长，因地制宜开展工作。组长每年组织一次集中联谊活动，开联欢会、听讲座，或组织参观，不断增加联谊会的凝聚力。

　　2015年，江桥组长张绪西得知家住江宁社区的居民吴解明患了重症，正在医院抢救，他有捐献遗体的愿望。张绪西马上赶到医院，帮助吴解明填写表格并签名，完成了他捐献遗体的愿望。办理完登记手续后不到24小时，吴老伯就去世了。张绪西没有离开，而是继续帮忙联系接收站、料理后事，令吴解明的家人很感动。事后，吴解明的家人也登记成为了捐献遗体志愿者，成了“春蚕之家”的会员。

　　联谊会中有一位独居老人，长期患病，志愿者一直对他进行关心照顾。老人去世后，由于联系不到他在美国的儿子，无法执行遗体捐献。于是，志愿者放弃休息，跑了6个派出所，前后忙了一个月，终于找到他儿子的联系方式，得到了执行人的委托书，让老人实现了遗体捐献的愿望。

　　嘉定区红十字会每年会为60岁以上捐献登记者进行健康体检，并将体检报告送到家。谈起遗体捐献工作的经验，嘉定区红十字会副会长朱培玲说：“这事靠志愿者的奉献，也需要领导的重视。嘉定区认真做好‘三个保障’：人员保障，选择优秀退休骨干管理‘春蚕之家’；制度保障，遗体捐献有计划、有总结、有宣传、有培训；经费保障，落实专门经费，专款专用。”

　　嘉定区遗体捐献工作业绩出色，在上海市红十字会举办的星级志愿者表彰中，“春蚕之家”的多名志愿者受到表彰。联谊会副会长瞿大我作为优秀志愿者代表，出席了201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届全国红十字代表大会，受到中央领导接见。

　　摘自《上海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