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识周老二十多年，我在职的那些年，是周府的常客。张允和先生健在时，二老接待我多在小客厅。

　　允和是个老幽默，新千年时，我请两位老人在我的册页上题词，她写“人得多情人不老”，让周老写“多情到老情更好”。一唱一和。二人平时在家中常“较劲”，斗（逗）乐。张允和喜欢占上风，家里来了客人，她总喜欢把客人拉过来跟自己聊天。周有光有绅士风度，甘心谦让，常常拿只凳子坐在一旁当听众。

　　记得第一次拜访结束时，允和问我要不要看看周有光的书房。当然。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所谓书房是朝北的一间，七八平方米，一只简易沙发堵在门口，窗台边靠着周有光的老式三抽桌，黄漆斑驳。桌上一台老式夏普打字机（厂家在设计时从汉语拼音角度征求周先生意见送的）几乎霸满桌面。两只老式小书架立在墙边。再就是那张方凳（放不下椅子），平时放在沙发前充茶几，来客时当“坐骑”。惟显出书卷气的是沙发上方墙上挂着一幅画：深山林壑间有间茅屋，窗牖洞开，透出一星灯光，灯前端坐着一伏案老者。

　　允和戳戳画上茅屋灯光下的读书人朗声对我说：“张昌华，这个老头就是周有光！”我听罢哈哈大笑。周有光耳背，全没听见，正在打字机前滴滴答答…… 

　　2002年张允和走了，周有光很伤心。他在致笔者的信中说：“我们结婚七十年，我从没有想到会有一天两个人中少一个！”但周老理智，在极度痛苦之中，他用先哲的警言排解自己，又说，“我记得一位哲学家讲过，个体的死亡就是群体进化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想，我才安下心来。”这以后，他把整理出版张允和的遗著《昆曲日记》作为头等大事，以九十七岁高龄，亲自整理书稿，搜集照片，请昆坛名家写序，联系出版社，终于将《昆曲日记》出版了，圆了允和的梦。

　　2003年周先生病了一场，但无大碍，奇迹般恢复了。我去拜访见他面色红润，容光焕发，坐在硬木椅上与我对谈一小时，茶都不喝一口。谈到大难不死，他风趣地说：“佛家讲，和尚活到九十九岁死去，叫‘圆寂’，功德圆满了；而我的功德还不圆满，被阎王打发回来了。”我问他的身体近况，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只说前些日子天津有一批他的老学生（七老八十的退休老教授们）聚会，邀请他这个老老师光临，他真的去助兴。他坚持为《群言》杂志写卷首语写到一百岁。

　　周先生给我十多封信，清一色都是那台老打字机打的。只有签名是亲笔。记得第一封信是复我为他与允和出书的事：“我和内子张允和都不是文学家，也不是名人，张允和的文章是随便写的散文。列入‘双叶集’恐怕不很相称。这一点请您再加考虑。”2013年他的十五卷《周有光文集》终由中央编译局出版。他完成一篇新作，未发表前喜欢打印若干份，分赠友人“请提意见”。我就收藏有他的《剑客新传》《苏联历史札记》和《后资本主义曙光》等稿。先生105岁时他给我写了幅字，用钢笔写在方格纸上，曰：“语文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教育使先进别于落后。了解过去，开创未来，历史进退，匹夫有责！”

　　在我与周老过从中，我感触最深的是他身上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当年张允和《昆曲日记》的出版陷入困境，我多方奔走无用，不得不“走偏锋”。打通关节后“走流程”，我想请先生给某人写一封信，介绍该书情况说句希望得到关注之类的话。有光先生回信：“此举万万不可，宁可不出。”平时朋友托我请先生题词，一个电话立马成功。某年，一开发商办一本文化刊物出版10周年纪念，托我请他题词以贺（自然有大大的红包），他就是不肯动笔。我请他儿子周晓平斡旋，晓平告诉我：“我说过多次，父亲不接话。”

　　周老早年是经济学家，中年是语言学家（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晚年是思想家。他勤于并善于思考，尤其是他晚年的杂文立意新颖，观点独特，往往穿越时空，有种莫名的震撼力。记得那天我们聊到“爱国”这个词。周老提出他的新观点，“现在都是地球村时代了，爱国，要从爱人类角度来爱。”他自称活到100多岁了，仍然是《皇帝的新装》里的小孩子。

　　周有光先生茶寿（108岁），我请毛乐耕先生撰一副嵌名寿联，联语是：“有恒有道有智慧，光国光宗光学坛。”请邵燕祥先生书在花笺上寄给他，老人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