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来，作家王刚蛰伏在广东阳江的一个海岛上，写他的新长篇小说。

　　之前，《英格力士》《喀什噶尔》《博格达童话》三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奠定了他在文学圈的地位。

　　更早一些时候，王刚的名字和冯小刚联系在一起。在电影《甲方乙方》《天下无贼》里，王刚是联合编剧。

　　中国人名字里，叫王刚的人太多了。作家、编剧王刚，总是近距离地透视、检点人类灵魂，让每一个读到其作品的人暗暗反省自身。现在，他又多了一个新的身份：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

　　早年“北漂”，而后经商，“我这一路走来，人性善恶交织、故事低回辗转，它们都蛰伏在我的小说、电影里。”王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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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从小说中回望青春

　　《英格力士》《喀什噶尔》《博格达童话》，这三部小说，都有较强的自传色彩。因此，作家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兴安在出版王刚作品集的时候，就在封面打上了“王刚自传体小说”的标注。 这三部小说里的主人公，有王刚的影子。 

　　王刚父母都是当年王震部队里的兵。出生在这样一个军人家庭，在乌鲁木齐八一中学读书期间，父母花一百四十元钱，给王刚买了一支长笛。他学会了巴赫，德彪西，莫扎特的一些曲子，内心也变得情感细腻多愁善感起来。

　　《英格力士》就是一本回忆之书。

　　“我二十多岁时，离开乌鲁木齐去北京，心想，离开了这儿，我永远不会再回来。那时，我向往北京、巴黎、纽约，似乎这些地方能给我带来一种希望。 在我周游过世界，在北京生活了很多年后，由熟悉到厌倦，我又把情感投放回家乡。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乌鲁木齐，它的形象在我脑海中越来越清晰。在忧伤中回忆，重新去感触自己的一丝丝疼痛，好像是属于我这类人的习惯。 ”

　　写这部小说的时候，王刚44岁。闯荡商海发家致富的他，已经很久不写作了 。朋友龚应恬是个编剧，有天坐在王刚郊外别墅的小院里，对王刚说，“你有高血压之后，才变得懂得悲悯了，真是可以沉下来写小说了。”

　　这话触动了王刚。他回到了乌鲁木齐，去了自己读书的乌鲁木齐八中校园里 。“我写的乌鲁木齐，是童年时期，包括青春时代的印迹。推开家里的门，就可以看见远方的天山，只要抬起头，就能看见非常蓝的天空，只要走出门，就能看到的老榆树、沼泽，再走远些，还能看到的和平渠。

　　还是那样下个不停的白雪，还是那样明媚的天山，还是那座山字楼，还是那些老榆树。还是有一个背着长笛的少年，在春天融化的雪水中充满忧伤地去上课，他吹的莫扎特总是缺少理性、中庸，缺少平和、典雅，老师总爱说他，你不能把声音吹得小一点？为什么你的气息老是不通？

　　在中学校园里，我总想碰见一两个老师。可是，现在的老师们都那么年轻，像是我的学生。当年的那些大人们都到哪去了……我知道，一定要动笔写小说了。”

　　王刚在小说里描述了一群中学生遇上了一位上海来的英语教师，他的仁慈、优雅、爱心，感染了正处于青春期的主人公刘爱。那个特殊年代的绝望爱情、人性的善良与背叛、青春的残酷和美丽，在一个孩子的视角里一一被呈现。

　　评论家李敬泽读了《英格力士》后感叹：“所有的人都是卑微的、软弱的，唯有男孩的老师，他勇敢地面对灾难、欲望、背叛、死亡、冤屈、痛苦，支撑信念。”王刚一直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小人物面对善恶是非时的软弱，“但支撑一个普通人活下去的动力往往是‘仁慈’和‘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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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漂”文学青年的成长史

　　王刚总觉得自己运气不够好。和严歌苓的经历相似，王刚初中毕业，16岁就参军，到了新疆军区下面的南疆文工团，在乐队吹长笛。

　　在文工团的时候，王刚喜欢上了文学。不去基层连队演出的日子，他就呆在宿舍看小说。王蒙、刘心武、卢新华、梁晓声等人的名字，王刚都是在文学杂志上看到的。再后来，他开始读上海译文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的外国小说，契柯夫、托尔斯泰，慢慢也进入他的视野。

　　在文工团工作了四年，王刚写了几个小说，都没能够发表。后来借北京学习的机会，他跑到了《北京文学》，向当时的副主编李陀问到了偶像王蒙的住址，跑去崇文门拜见王蒙，得到了热情鼓励。

　　1982年，王刚复员转业，回到乌鲁木齐，在工厂上了一阵班后，辗转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绿洲》文学杂志，当小说编辑。四年后，王刚决心“北漂”，先进了鲁迅文学院进修班，学业结束后，去了西北大学作家班读书，本科毕业后，他又和当时的同学迟子建等人到了北京，进了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拿到了硕士学位。

　　“在我们班上，我不能说我自己写得好。但当时我的一些作品很富有争议性，比如像《冰凉的阳光》这样的小说，写城市里的年轻人充满着野心，在向上爬的过程中，自己把自己给摧毁了，我写了几篇这样的幻灭故事。”王刚回忆说。

　　那一时期，王刚的一些作品陆续在《收获》《当代》《北京文学》《作家》《人民文学》等刊物发表。但和他的同学们余华、莫言、刘震云、迟子建、洪峰的耀眼相比，王刚在小说创作上并没有得到太多的认同感。

　　在北京“北漂”的日子很苦，很难熬。王刚最早的落脚地是中央音乐学院，新疆的朋友在那里读书，王刚就在学生宿舍里借宿。一住就是很长时间。学校食堂吃饭便宜，住宿不要钱，还能够去教室和图书馆写小说。但毕竟寄人篱下，总是蹭吃喝，时间长了，也难免受同学冷眼。最后，朋友们提出要和他算算伙食费，王刚不愿意看别人脸色，就想搬到外头租房住，让自己过上尊严、体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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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奋斗史是这个时代的缩影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文学杂志稿费低，出书还得求人，发行量小，拿到的就是一次性稿费，基本上没有今天惯常的版税。

　　“当时的文学杂志稿费低，大概千字10块到20块。我当时拿的最高一笔稿费，是洪峰帮我发在《作家》杂志上的《秋天的男人》，三万字左右，稿费一千块钱，把我高兴的。”

　　一个作家想赚钱，只能是发挥文字方面的特长。最后，王刚找到的办法是，给一些杂志写企业家的报告文学， 给一些电视台写一些电视专题片的解说词。“因为我原来写过《新疆农垦》这样的小说，当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准备搞系列专题片《中国农垦》的时候，有朋友推荐了我，每集大概是700块稿费。就这样，我写了一系列的专题片。”

　　写电视专题片除了稿费外，还有一个好处，制片方给王刚包一个小宾馆的房间，管吃住。

　　“当时我在后海宋庆龄故居那儿的一个招待所住了很久，但写剧本这样的活也不是经常有，你赚的稿费只能够让你在北京混下去，靠卖文为生，买不了汽车和房子。”

　　“很多年后，有一天我坐着司机开的小车，路过朝阳门地铁口，我突然想起自己若干年前坐在地铁口的辛酸往事，我觉得一定要写《月亮背面》这部小说。我希望读者除了关注里边那些形形色色的事件以外，还应该注意到小说里的一种诗意，注意到它所拥有的很细腻的一些人类精神生活深处的一种叹息。”

　　为了挣钱，王刚还曾跟着别人搞地产，不是时机不对，就是贪心让他错过了价位最好的时期。多年后，崇拜巴尔扎克的王刚把这段商海浮沉，写成了长篇小说《福布斯咒语》。小说塑造了当代中国房地产行业中一个白手起家，混迹于肮脏的政商交易，但又不失理想情怀的民族企业家的“原罪”形象，被企业界和文学界认为影射真实的中国房地产企业家们的生活而引发关注。

　　从撰稿、找赞助、做制片人到转入房地产、金融，是“中国作家里最早买别墅开宝马的人”，十年商海沉浮，王刚在北京安家落户，最终，这些经历和传奇，也成全了他的文学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