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节这个名词来得晚，可是，得名晚不等于历史短，早在古希腊城邦时代，就有“音乐节”名头的节庆表演，热闹非凡。古希腊城邦文化中那种追求人生享受与生活乐趣的观念，成为了孕育艺术节的摇篮。

　　近现代意义上的音乐节，最早大致可以追溯到1715年诞生的英国三城音乐节，即格洛斯特、赫里福德与伍斯特三个城市在每年夏天轮流举办的音乐节。三个城市的合唱团轮流互访，通过音乐会来切磋交流合唱技艺。到20世纪又诞生了像萨尔茨堡音乐节、琉森国际音乐节、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等著名的音乐节。

　　1970年代末，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原来欧洲中心的音乐节格局悄然发生变革，大洋洲、美洲、亚洲的音乐节异军突起，而音乐节也有了向综合性艺术节发展的趋势。例如1947年二战之后创建起来的爱丁堡艺术节使人口才40多万的城市，能够在艺术节期间吸引数百万人，同时拉动了当地的旅游、餐饮、娱乐，产生了良好的循环效应。仅2010年爱丁堡艺术节就为苏格兰带来了2.61亿英镑的额外旅游收入。

　　“上海之春”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举办最早、最具影响力的音乐节，从1959年的“上海市音乐舞蹈展演月”到1960年第一届“上海之春”，再到2001年的“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风雨兼程五十七载。至今，“上海之春”始终秉持“繁荣创作、提携新人、活跃与提高群文活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上海之春”如果更包容、多元、兼容并蓄，这就需要在体制机制上突破、在理念手段上创新，舍弃一些条块系统的拼贴，更多一些顶层设计的前瞻。比如，具有一定受众群体的电子音乐创作与演出，上海音乐学院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国际电子音乐周”，已经是较为成熟的项目，也积累了稳定的观众，是否可以从每年十月调整到与“上海之春”同步，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求得效果的最大化。可以借鉴近年来“上海之春”采取的“节中节”模式，使“上海之春”成为一个多元发展的音乐舞蹈、电子音乐、多媒体与视觉艺术等融合的更具现代感的音乐节。

　　对于一个音乐节来说，公众的参与度和认同感是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石，而提高公众参与度除了宣传、演出之外，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比赛。1963年的第四届“上海之春”上，举办了二胡、小提琴比赛，5月7日至5月13日举行二胡独奏比赛，共计两轮六场，我们现在都熟知的闵惠芬、蒋巽风、王国潼、萧白镛、黄海怀等都参加了比赛，获得一等奖的是闵惠芬、蒋巽风。同时开展的还有小提琴比赛，也是两轮六场，盛中华、李自立、郑石生、陈慧尔等都参加，郑石生获得一等奖。可惜的是，这一赛事没有再延续下去，试想，紧张、刺激且具有很强观赏性的音乐比赛，是多么能够吸引公众的关注，并且在一个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又会引起多么持久的影响，获奖者也能脱颖而出。与“上海之春”同类的老字号音乐节“布拉格之春”，每年都会举办“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比赛，2016年的比赛就是钢琴和小号，都是两轮再加两场获奖者音乐会，每年都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者，也会吸引观众不断关注比赛和音乐节活动。再比如萨尔茨堡音乐节，十分重视歌剧，多年来一直有一个与大师班结合的“青年歌唱家计划”，以2016年为例，从7月23日至8月25日一个月时间内，经过遴选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歌唱家们将跟随克里斯塔·路德维希等大师学习（并在萨尔茨堡大学举办四堂对公众开放的公开课），最终排演一部亨利·普塞尔的名作《仙后》作为汇报演出，将音乐高校内常见的声乐大师班推向公众，引起关注。这些都是行之有效且证明十分成功的可资借鉴的案例，应当适时打响“上海之春国际音乐比赛”品牌。

　　近年来，“上海之春”的音乐评论工作得到重视，从1960年只有三篇评论到2009年时的29篇，有了长足的进步。众所周知，“繁荣创作”一直是“上海之春”的宗旨，在新人新作的推出方面，“上海之春”也是不遗余力，大家都知道的《梁祝》、《红旗颂》都曾登上“上海之春”舞台，马友道、杨立青、刘敦南、赵晓生等作曲家也曾在这个舞台上活跃。但是，创作、首演之后，如果没有评论，就不会有更好的推广，许多作品就只能是昙花一现。对于新作的评论是专业性很强研究工作，要让世界知道中国新音乐的创作水准，除了海外演出，还有录音、乐谱出版，但更直接的方式是研究与评论。

　　唯有诚意创新才会有真正的发展，相信已近花甲的“上海之春”，老树新枝，定有一番春色惹人惊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