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结海实验心理学家，在国际、国内权威心理学专业杂志上发表多篇有影响的论文，提出了多个心理学的理论模型。

　　曲玉萍大学实验心理学专业讲师，法国政府青年社会学精英学者，CNRS国家科研中心客座研究员。

　　“央视这么多次改版，大概没有哪次像这次这么受欢迎。”魔鬼心理实验室的一位男研究生议论道。

　　“你主要是指它晚上10:30档的纪录片吧?”一位女生问他。

　　“对啊!你知道吗?上次《舌尖上的中国》不但在中国广受欢迎，很多老外也很喜欢。这两天正在播的反映二战的片子《天启》看得也很过瘾。”

　　“《天启》我也看了，不过我可不像你们男生，我一点也不觉得过瘾。我看得很难过，战争中死了那么多无辜百姓，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死的时候饿得只剩骨头，该千刀万剐的希特勒。还有我一直在想，那时的德国人怎么这么狂热、残酷，都像被洗脑似的。如果说一个希特勒发疯了可以理解，难道所有德国人都中邪了?”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张结海走了过来，“那我们今天就来温习一下塔菲尔的社会身份理论。”

　　社会身份理论的经典实验

　　有时候一个个体一旦融入到群体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的行为会变得异常兴奋或令人不安。当人类集群在一起之后，他们就开始做一些奇怪的事情了：模仿对方的言行、喜欢本群体成员而讨厌其他群体成员、寻找一个领导来崇拜、与其他群体发生争斗。想想那个著名的夏令营实验，一群完全陌生的孩子来到夏令营，被随机分成两组，几个简单的步骤就能让他们发生冲突。

　　但是，想想你属于的群体类型，你就会意识到不同的群体差异会有多大。有些群体更像同一个单位的兵营，或是由从穿开裆裤就相互认识的朋友组成的，这种群体持久、团结、互助，这种群体中成员志同道合、气味相投、惺惺相惜。对此，你大概不会觉得奇怪吧？另一类群体则要松散得多，某个大型体育俱乐部的支持者、为了临时项目只在一起工作几个月的同事。

　　或者，在一个画廊里欣赏同一幅画的人？你也许觉得仅仅站在一幅画前面欣赏30秒就能形成一个群体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时间太短了，太稍纵即逝了。但是这恰恰是塔菲尔和同事当年做的心理实验所需要的时间。

　　他们相信，把帽子从头上拿下来的功夫就足够形成一个群体，并且形成随之而来的对其他群体的歧视。他们甚至相信一个群体可以在成员之间从来没有面对面接触过，甚至彼此都不认识，而且他们的群体行为并没有实际后果，也就是说，他们从这个几乎不存在的群体中无法得到什么或失去什么。

　　塔菲尔和他的同事用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实验来回答了上面的问题，他们将14到15岁的少年带到实验室，然后给他们看两位抽象画大师的绘画作品，塔菲尔告诉这些少年，他们对这些抽象画的偏好将决定他们分在哪个组。

　　实际上，根本没有所谓的组，这么做的目的只是让被试者形成“我们”和“他们”的概念，之后他们被一个个带到一个小房间，每个人被要求分配一笔虚拟的钱给“我们”组和“他们”组的各个成员，所谓的“我们”组和“他们”组根本看不到，看到的只是每个成员的代码。

　　实验结果非常惊人，这些孩子的分配方案表现出严重地向“我们”组倾斜的趋势。请特别注意，在这个实验中，每个孩子都没有见过其他任何人，他们也不会从其他人那里获得什么实际好处，因为分配的是虚拟的钱。

　　因此，可以想见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会有何等强烈的理由偏爱自己的群体——因为通常这对你有利，你通过保护和你相似的人保护你自己。

　　社会身份理论的核心观点

　　塔菲尔提出“社会身份理论”来解释上述少年的行为。塔菲尔认为我们每个人是通过群体来形成我们自己的身份的。比如，你在工作、你在家庭、你在社会等各方面都属于一个群体。这些群体会部分地决定你如何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

　　既然我们所属的群体决定我们的身份，因此自然而然我们希望我们的群体比其他群体地位更高、形象更好，尤其重要的是，高低是比较出来的，所以人类有时候就会通过瞧不起其他群体来抬高自己的群体。上面实验中的少年正是通过向自己群体倾斜的分配方案来抬高自己的群体的地位。

　　二战时期的德国，他们通过清洗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达到认同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的目的，他们甚至嘲笑法国的海外兵团，因为海外兵团的士兵来自法国的非洲殖民地。德国人嘲笑说，法国竟然沦落到需要奴隶来保卫高尚文明的地步。而随着战争早期德国人在战场上一步步取得胜利，德国国内的狂热情绪达到了顶点。看，这是何等明显的证据证明德国人确实高人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