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诗，萧军与胡风既是朋友又是诗友。萧军在青年时期就以写律诗自豪，他曾对我的父亲说，写小说是给别人看的，写诗是有感而发给自己和朋友看的，萧军一生留下了数千首诗词。胡风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诗人，诗集有《野花与箭》《为祖国而歌》《时间开始了》等。就其萧军和胡风的交情，从二人之间写的诗也可见一斑。 

　　1942年初，在延安的萧军听说胡风在沦陷后的香港罹难，悲痛中写了一首悼诗。后来，得知胡风一家从香港脱险到了桂林，喜出望外，于当年7月27日夜写的信中，将“悼诗”抄给胡风： 

　　一夜昊天殒大星，还将樽酒奠长空。正当玉露连白日，何事鹃花委地红。万里狼山终喋血，卅年人海了成冰。年来故友飘零尽，待赋招魂转未成。

　　胡风收到后很感动，第二天夜里写了一首诗回复： 

　　秋夜读诗志感答萧军 

　　昊天无泪流囚返，尘世多艰鬼道横。记得刀光磨大剑，惯将铁证问“良心”。恩仇愧对千秋镜，歌哭难过万里城。午夜徘徊闻犬吠，荒郊阒寂有人行。 

　　胡风不但对萧军重感情重义气，对整过自己的人，也不肯丧失起码的良知，落井下石。梅志说，1966年7月四川省公安厅负责人来找胡风，要他揭发周扬，“甚至可以控诉”，鼓励他“立功受奖”，甚至可以减刑。胡风回答：“我是判了刑的犯人，早已没有了谈文艺问题的资格。”他不同意说周扬对毛泽东“怀有刻骨仇恨”。自己虽然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决不愿周扬也遭到同样命运。他对梅志说：“今天，周扬虽然被拎出来示众了，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这样来批判周扬，是言过其实，难以服人。” 

　　志同道合的挚友

　　1984年3月，已是81岁风烛残年的胡风，在夫人和女儿的搀扶下，参加了北京市作协举办的庆祝萧军文学创作50年大会。病弱老人，无力发言，让女儿晓风代读自己的讲话稿。他深情回顾了在鲁迅身边的往事，自己与萧军50来年的交往，对萧军创作作了评价。他无限感慨地说萧军“只有凭着诚实的追求和辛勤的劳动，才能走过了这么长的50年的道路”！会后一年多一点，他就不幸病逝了。 

　　胡风对萧军、萧红在上海和重庆的相聚，有过生动的回忆： 

　　1935年初，认识了萧军和萧红。鲁迅告诉我，有一个东北青年叫刘军，从敌人压迫下逃到了青岛，又从青岛漂流到了上海，寄信和小说稿给他，要求介绍发表。并问我有没有办法多了解些他的具体情况。 

　　不久，鲁迅请了一次饭，介绍他们和几个可信任的人见面认识，使他们生活里有朋友。记得有聂绀弩和叶紫。通知我的信因为转信处M家里没有在约期前送来，所以我和M没有赴约。过后，鲁迅把他们的住址告诉了我，要我直接去认识他们。 

　　和他们见面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已经付印了，和叶紫的小说集《丰收》合在一起，取名《奴隶丛书》。《丰收》中有一篇《电网外》是以苏区的斗争为题材。萧红有个中篇小说由鲁迅介绍到《文学》，希望能连载，那时还没有消息。见面时，他们都使我觉得可亲。 

　　萧红的小说被退回来了，鲁迅交给我看。读着原稿，面前展开了东北穷苦人民受侵略受压榨的悲惨的生活实际，顽强地挣扎着的求生意志和悲壮不屈的反抗斗争。这在当时是少见的。我受到了感动。还没有确定书名，他们要我提，我就从书中的小标题取出了“生死场”为名。他们还要我写篇序，我毫不迟疑地写了点感想。但因为有鲁迅的序，我坚决要他们放在后面，当作后记。 

　　对鲁迅写序的《八月的乡村》，胡风评价这是有领导的战斗，生活内容和战斗规模和《生死场》有所不同，生活和斗争的人民性实感，以及求真精神和现实主义的风格，不及《生死场》。但它有一个特点，作品里面反映出来的政治立场非常鲜明。当时国民党欺骗宣传什么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他们领导的“抗日义勇军”。这两本小说则完全不同，《八月的乡村》里的人物还特地声明了他们是“人民军”，也就是这两个作者的笔名合起来的“红军”。

　　胡风回忆，当时大书店不敢销售这样的书，他们就用布包着送给接近的人们，辗转地推销出去。后来在拟定口号时，胡风毫不迟疑地同意采用了“民族革命战争”这个定义。因为这两本小说在文学实践上，对这个口号提供了有力的根据。 

　　还有一段“三人危险赛跑”的故事。那天深夜，胡风、萧军和萧红从鲁迅家出来，电车已停，回法租界还有十多里路。一路谈笑，萧红和胡风赛起跑来了，萧军在后面鼓掌助兴。鲁迅得知此事，在两三天后给胡风的信中，提醒他们今后不要在马路上赛跑，万一被巡捕拦住讯问身份和住址，很可能惹出祸来。当时他们在兴奋中，谁都一点儿没有想到会有危险。 

　　1940年3月底，萧军从成都来到重庆，有时住在胡风家里，两人谈到很晚才睡。萧军想到延安去，胡风赞成他这主意。胡风陪萧军找到凯丰，凯丰很热情答应一定想办法找便车送他们去。 

　　有一天，萧军带胡风去南岸看望他的新夫人王德芬和孩子。萧军很得意地向他介绍，胡风当然表示高兴，还夸奖了孩子几句，也开了一句脱口而出的玩笑，要她多管着点儿萧军。大家哈哈一笑，出门后胡风很严肃地向萧军说：“到那儿你可不能像在上海一样啊，尤其是不能做出伤害你年轻妻子的事。”萧军说：“你放心，我们是经过了考验的。我不会伤害她，我将尽力保护她。你尽管放心好了。”萧军一家人直到5月中旬才离开重庆。胡风收到他平安到达西安的来信，才算真正放下了心……往事如昨，岁月沉淀着记忆。在21世纪的今天，追溯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萧军和胡风的交情，是发自内心对先辈的敬仰和怀念！两位文学巨匠都有坎坷的遭遇，都病逝于20世纪80年代，都患上晚期胃贲门癌，临终时的精神和身体都很痛苦。

　　人到生命最后时刻，往往表明心态的话，都是极其精辟、深刻的。我们不妨共享两位老人经典的告别辞，领略他们的高尚心灵。 

　　胡风1985年6月8日逝世，享年83岁。在1985年3月14日，他应约为“巴黎图书沙龙组织”和瑞士《24小时报》写下《我为什么写作》一文，这是他告别人世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字。他总结自己的一生：“为了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写；为了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困苦、希望和斗争而写；为了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向和革命的胜利而写；为了有益于人民解放、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而写；也为了探求文学发展的规律，阐明它内有的精神力量而写。” 

　　萧军1988年6月22日逝世，享年81岁。萧军在临终前病榻上对女儿萧耘说：“我所以追随中国共产党五十几年，是它的一个忠实的老群众，就因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目标和我追求的目标一致：一是求得祖国的独立，二是求得民族的解放，三是求得人民的彻底翻身，四是求得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实现。如今这四大目标基本上全达到了，我没有什么遗憾！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我反对的只是那些共产党里的蛀虫！”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道不同不相为谋。萧军和胡风一生志同道合，心心相通，可敬可赞！ 

　　摘自《文史精华》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