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浦东塘桥社区，很多人都知道有个“戴老师议事厅”，我就是这个议事厅的“厅长”。这个“官”听上去很大，其实管的都是小区的“一地鸡毛”。

　　不当经理当“楼长”

　　我居住的贵龙园建成于10年前，是个“新上海人”聚居的商品房小区。居民多数是来浦东定居的“三高（高学历、高收入、高职务）”群体，维权意识比较强。但是，到底该维哪些权、怎么维权，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过了10年虽然艰辛、但也收获不少舒心的维权路。

　　搬进小区不久，我就到了退休年龄。之前我在环卫系统一家房产公司当过副总经理，后来做过物业公司党支部书记，对房产、物业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原本计划退休后开家中介公司，但因为身体不太好，加上孙子也出生了，儿子说，“老妈，你还是在家享享清福，带带孙子吧。”

　　于是，我选择了“窝里蹲”。不久，居委会找到我，希望我能帮忙做点社区工作。当时我表示愿意做个楼组长，有事情帮忙协调。

　　为小区找到新“管家”

　　退休后在小区呆的时间多了，开始关心小区的环境等公共事务。有段时间，我发现小区偷窃事件特别多，几乎每隔几天就会发生，弄得大家人心惶惶。很多人开始搬离这个小区。我仔细观察后发现，一来是因为小区建造有些年份，一些硬件设备包括门禁、红外线等纷纷“抱恙”；另一方面，小区保安年纪偏大，责任心不强，常常是“不看门，只看天”。物业公司的经理等也常常是上班打牌、喝老酒，居民有事无人解决。

　　身为小区业主，我感觉到这种状况已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为此，我和小区业主联名写信给街道等反映情况，要求成立业主委员会。同时，也将小区物业存在的问题向其上级公司反映，并给了它们两次整改期限。整改期到了，小区物业的管理水平却没有太大起色，居民仍是怨声载道。

　　在街道、居委会支持下，小区业主委员会成立，我是第一任业委会主任。除我之外，其他人均为在职白领。我们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公开选聘物业公司。

　　对原来的物业公司，我们也给了参与竞聘的机会。在业主监督下，经过专家打分等程序，一家各方面都较符合业主要求的物业公司竞聘成功，成为小区居民的“新管家”。由于之前工作较为细致，和原先的物业公司多次沟通，所以他们虽然“败北”但也没有表示出强烈的反对情绪，而是积极配合新物业公司的交接，不到半个月就顺利交接完毕。

　　“议事厅”遇“阳光房”

　　几年前，我从业委会主任的位子上退了下来，但居民有事还是喜欢找“戴老师”，我便还是担任了业委会顾问。

　　我发现业委会中多数委员是在职人员，工作忙碌难以有时间处理小区事务，尤其是白天居民有事很难找到人。于是，我想，能不能成立一个类似的志愿者组织，让一些有能力、有精力的退休居民当志愿者，通过轮流值班的方式，更好地为小区居民服务呢？

　　我的想法得到了业委会、居委会的支持，居委会还专门为我腾出一间办公室作为“戴老师议事厅”的“客厅”，居民有什么“急、难、愁”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

　　一次，有居民反映，二楼业主在公用地方搭了个“阳光房”，直接影响到其他居民的安全。议事厅人员马上和物业公司一起出动了解情况，搭阳光房的居民解释道，自己搭“阳光房”是发现楼上有人扔垃圾，甚至还有花盆的碎片，“幸好当时楼下没人，万一砸到怎么办。我搭阳光房也是没办法。”

　　原因找到了，我们连夜召开协调会，将同一楼的居民都请到场，宣读了小区《文明公约》，倡导大家讲究文明，杜绝往楼下扔东西的现象。同时也讲明法律，如果发生意外找不到扔东西的人，相关居民都要“连坐”。每个居民都表态：从我做起，绝不往下扔东西。

　　二楼居民的“心结”解开了，马上表示，“我明天就拆，希望大家都能遵守公约，以后还是好邻居。”

　　现在，居民们有什么烦心事都喜欢来“戴老师议事厅”坐坐。我们的议事厅的口号是“你有事，我帮忙；你建议，我服务。”所有提供的服务全是义务的。我和其他志愿者都干得不亦乐乎。

　　（本报记者  宋宁华  采访、整理）

　　同题问答

　　Q:10年来，这个城市、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请您谈谈发生在您身上的一个具体变化，您怎样评价这个变化？

　　A:10年前，我还在上班，对小区事务不太关心。那时候，业主维权也是“新名词”，大家参与度普遍不高，也不知道怎么维权。现在，不单是我，许多业主都渐渐融入社区公共事务中，并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权利。

　　Q:您在为过去10年的工作成绩、事业发展欣慰时，还有怎样的一点遗憾？

　　A:我最遗憾的是身体不太好，还有许多想为社区做的事情，但心有余力不足。我希望能和周围的社区联动起来，针对停车等共同面对的难题，资源共享，寻求解决方案。

　　Q:新的10年即将开启，能否谈一下您或家人的一个心愿？

　　A:我希望有更多新鲜血液加入我们的行列，投入社区公益活动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