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贵州瓮安事件震惊全国，成为管控维稳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恶劣样本；4年后，瓮安的社会治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转变之一，就是当地官方已经充分意识到，维稳的基础是维权，只有保障了老百姓的权利，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昨天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人民日报评论部与瓮安现任县委书记沙先贵的对话，亮点不少。比如沙先贵坦承，GDP挂帅的老路再也走不通了，经济发展是手段，社会发展是目的，只有把民生问题解决好，经济发展的成果才能为全民共享；再比如，提振和维护政府的公信力重在平时的日积月累，更要对任何政府公信力的流失防微杜渐，不能等到出了问题才来反思为什么老百姓成了“老不信”。对话中的亮点，还有维稳工作思路的彻底转变——由原来的管、控、压，转变至现在的疏通、救济、商量。用沙先贵的话说，就是“只有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权益，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从瓮安之乱到瓮安之安，这一转变来之不易。随着时代的发展，民众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对自身权利也越来越珍视。相应地，民众对政府保障个人权利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面对这一形势，政府的所有工作，都应该以维护民众权利为出发点，维稳工作自然也不例外。正如《人民日报》在一篇评论里面所提到的——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经历过惨痛教训的瓮安，终于知道保障民众权利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这四年来的实践，也确实证明了维权才能维稳:解决民众所反映问题的渠道越来越通畅、民众对公安政法机关满意率不断攀升、对政府的信任度不断提升。瓮安县委书记沙先贵为此还特意举了一个例子——当年用燃烧瓶攻击政府的少年葛启义，最近出现了生意纠纷，首先想到的是报警，但4年前，他面对委屈首先想到的是燃烧瓶。

　　瓮安维稳思路的转变，最关键的一点，其实就是政府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保障民众权利是政府的根本职责，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服务于民众，经济发展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为代价，即便是最微小的利益诉求，只要是正当的，政府都要认真对待。瓮安的转型，是一个好的开端，但不得不承认，仍然有一些地方，存有打压式维稳思维。打压式维稳，曾经让瓮安“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维权式维稳，却让瓮安实现了真正的稳定，瓮安的转变，是很多地方应该拿来观照自身的一面镜子——政府能直面百姓的利益诉求，并切实保障百姓的合法权利，人们才会自然而然地相信政府——正如当年的瓮安少年葛启义，他放下了燃烧瓶，拿起了报警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