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别，到1999年冰心去世，19年中，由于两位老人年事渐高都经不住长途旅行，他们只有少数几次见面，1985年后不复相见，完全靠书信沟通心灵。

　　巴金即使为病痛所苦，执笔困难，手发抖，但隔些日子也要勉力而为，给冰心写信。他亦曾感慨：“想念你们，但抱病之身痛苦不堪。尤其是无法写信吐露我满腹的感情。”而冰心则把巴金的信一直珍藏在一个深蓝色的铁盒里。

　　即便从未中断过书信交流，但1985年后，冰心仍总盼着能有机会再见巴金。巴金研究专家丹晨，就曾在回忆巴金冰心的文章中提到，1985年那次见面以后的一年，冰心曾在信中说：“你怎样？能到北京来么？我们仿佛永远也不能见面！”“我无时不在惦记你。血压还低否？手还抖否？……”“今年如能来京一行，相对谈话比写信痛快得多，是不是？”“我们住近一点就好了，彼此都不寂寞。”“我想若能把我们两人弄到一处聊聊多好！”“倒是大家聚一聚，什么都谈，不只是牢骚，谈些可笑、可悲、可叹的事，都可以打发日子。”

　　巴金之前曾摔伤过腿。1989年初又摔了一跤，住进医院治疗。按丹晨所述，冰心在信中关切而焦虑地说：“你近体怎样？何时出院？千万不要多见客人，我恨不能到你身边看看。”1990年，她在一次信中说：“知你不喝酒，但喜欢茶和咖啡，在这点上又与我相同，什么时候我们能做(疑“坐”之误)到一起喝喝咖啡，谈一谈，多好！可惜我们都行动不便了。”

　　“你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药物”

　　和冰心一样，在不能相见的岁月，巴金也无时无刻不关心着自己的大姐。

　　在巴金1989年写给冰心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说：“我们不能见面，有话也无法畅谈，幸而我们能做梦……我还想，能做梦就能写书。要是您我各写一本小书，那有多好！”

　　曾担任《文艺报》主编，并和巴金冰心有过长期交往的作家吴泰昌，曾在自己的文章中记述过这样的往事：1985年冰心爱人吴文藻去世。冰心和吴泰昌说：“我暂不给巴金写信，你将一些情况告诉他，叫他放心，我好好的。”过了不久，冰心之女吴青写信给巴金，巴金在给吴青的回信中说：“听泰昌说文藻先生逝世，非常难过。想写封信给你，但手抖得厉害，而且这个时候讲什么话好呢？我只能说：‘务望节哀！好好地照顾你母亲！’我知道冰心大姊是想得开的。请她多多保重。……”

　　但让吴泰昌更为感怀的，还是后面的细节：1986年5月18日，冰心应北方月季花公司邀请去花房赏花，邓颖超得知消息后，赶去看望冰心。关于两位老人在月季花丛中相会的情景，吴泰昌写了一篇散记发表在《文艺报》上。

　　文章见报后，冰心又叫吴泰昌去，把当时的细节详述给他听，叫他告诉巴金。吴泰昌说：“巴老看《文艺报》的，他肯定会知道。”但冰心说：“你没有参加这个活动，你写的内容是听我说的，还有一些具体的细节，再给你讲，告诉一下巴金，也让他高兴，文藻去世后，他一定担心我情绪不好。”

　　点滴细节，可见两位老人几十年惺惺相惜。

　　冰心的信，确也给晚年巴金带来许多温暖。

　　那时，巴金几次向冰心诉说各种干扰，缠着自己做不愿意做的事。冰心复信表示同感。觉得这是“名人之累”，无可奈何。巴金谈到自己“整天想前想后，想到国家、民族的前途，总是放心不下。”冰心则嘱他“不要那样忧郁，那样痛苦。”

　　难怪当年冰心为巴金捎来红参时，巴金感慨：“我需要的是精神养料……你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药物，想到它，我就有巨大的勇气。”冰心则在回信中说：“关于这一点，你有着我的全部友情。”

　　巴金与冰心的最后一次通信是在1997年，两人吃力地写下对彼此的思念。

　　1997年2月22日，冰心写道：“巴金老弟：我想念你，多保重！”同年6月11日，巴金回复：“冰心大姊：我也很想念您！”

　　1999年，冰心去世；2005年，巴金去世。

　　留下的，是两人最真、最醇的友情。

　　相关链接 >>

　　当作家遇到作家

　　就如冰心丈夫吴文藻感慨的一样：“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正因这种性情，巴金收获的友情自然不少。比如，他和萧乾，就是出名的“俩老头儿”。

　　萧乾夫人文洁若曾对“俩老头儿”的交往回忆：假若巴金不认识萧乾巴金还是巴金，但假若萧乾不认识巴金就不一样了。萧乾曾说：“我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沈从文教我怎样写文章，巴金教我如何做人。”

　　巴金、冰心、萧乾的友谊，或是对“文人相轻”一说，最温情却也最坚定的反驳。而这样的“反驳”，其实还有很多。

　　当年，与冰心、林徽因、韩湘眉同获北平文教界四大美人之誉的凌叔华就曾获得来自英国著名文化圈“布鲁姆斯伯里”最真挚的情谊。

　　“布鲁姆斯伯里”是英国一个松散的、经常聚会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国“新月社”就是以它为模板建立。

　　作为“新月派”才女，凌叔华也是徐志摩密友。他一生最机密的文件，包括日记，不放在妻子陆小曼处，却放在凌叔华处。以至他坠机身亡后，无数人向凌叔华索要。

　　而凌叔华与“布鲁姆斯伯里”最重要的纽带，该算朱利安·贝尔——这位“布鲁姆斯伯里”的“第二代”，离开英国应聘到武汉大学，但他却爱上了文学院院长陈源的妻子、小说家凌叔华。

　　朱利安·贝尔的感情自是难有结果。最后，朱利安作为“丢尽面子的洋教授”，不得不从武大辞职，1937年回到英国。西班牙内战爆发，朱利安不顾母亲和姨妈——“布鲁姆斯伯里”的核心——画家范奈莎·贝尔与作家伍尔夫的反对，应征参战，重伤身亡。

　　朱利安去世后，凌叔华与伍尔夫开始通信。伍尔夫给凌叔华寄去了自己的著作《自己的一间屋》、《岁月》和《海浪》。她们探讨其中细节，凌叔华称伍尔夫为老师。之后，凌叔华把自己写的文章也陆续寄了过去。伍尔夫告诉她：“孩子，保持那种神秘的异国感吧。无论何时，身在何处，都请用你熟悉的汉语思考，之后再译成英文。这是你难得的中国特色。”在伍尔夫的鼓励下，凌叔华一直写了下去，即便身处战乱。她把自己的作品，一章章寄给伍尔夫，陆陆续续十几篇。伍尔夫对每个章节一一评点。后来，凌叔华在战争中不幸弄丢了自己的手稿。伍尔夫手里，却有一份写满批注的完整版。之后，在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的帮助下，凌叔华在英国推出自传《古韵》。

　　也许文坛自古不缺作家间的互相厌弃与倾轧，像巴尔扎克就曾指责雨果利用记者对他进行攻击；雨果和大仲马因戏剧演出发生争执，最终翻脸；龚古尔兄弟总在斥责别人抄袭他们——说福楼拜模仿他们的未完成过去时用法，左拉剽窃他们的小说主题……

　　反观巴金等人用文字结下的情谊——或许，作为作家，与其留下些枝蔓丛生、风生水起的“传奇”，不如多写些真诚的文字，来得历久弥坚。 

　　摘自《小康》201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