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最害怕的事情是有人来抄家。我在家里团团转。我妈妈没有团团转，她是一个从来不会慌慌张张的人，没遇事的时候脸上平静，遇事的时候脸上仍旧平静。难怪她给我取了“子涵”这个名字，让我有涵养，不要慌乱。

　　我已经听说班级里有同学被“红五类”抄家了。班级的“红五类”抄自己班级同学的家。还撬开地板，撬开地砖，有的还抄了一次又一次，甚至凌晨三点到，敲门大喊：“天兵天将到！” 

　　我站在五楼的窗口，看着马路。马路上的水泥柱路牌上不是原来的路名，而是反反复复被贴了新的路名。上午一群红卫兵来贴“反帝路”，下午变成“反修路”，到了第二天早上，已经是“红卫路”了！那些红卫兵复贴的时候，是不是都想：“你他妈的反帝，老子反修！”

　　但是“老子”我那时最怕来抄家。

　　其实我不是看马路，而是看马路上会不会有红卫兵来，走到我家门口，突然停下，然后噔噔噔噔上楼，冲进我家。那时我十六岁，但是已经神经质，“文革”神经质。

　　晚上有时也会趴在窗口。“文革”神经不分夜晚，而且往往夜晚更神经。

　　我问妈妈：“妈妈，如果来抄家怎么办？”妈妈看看我，不说话。她既不说“别担心”，也没有表现出担心。

　　我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我要先把自己的家抄一遍。首先是寻找坏书。只要是文字竖排的书，只要是线装本的书，只要是外国书，尤其是美国人、苏联人写的书——全是我那时的狗屁眼睛里的坏书。我把他们放在一起。不敢放在桌上，怕被邻居看见。但是床底下也不安全，人家万一低下头往床底下一看怎么办？ 

　　我记得有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因为有一次爸爸在花园里散步时手里拿着它，那是一个解放前的版本；记得有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我小学的时候就翻过，知道是打仗的，但是竖排的文字里长长的苏联人的名字让我立刻傻去，无精打采；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获斯大林文学奖的，漆布封面——《增评补图石头记》（就是《红楼梦》）是爷爷给我爸爸的，我爸爸带着他上大学，每一页上都有爷爷红笔小楷写的评点，十六本；我连线装本的《康熙字典》和爸爸的《英汉大词典》《俄汉大辞典》也统统丢入那“一堆”中。我惊恐万状地看着它们，想着怎么办？

　　我一次次地问妈妈：“怎么办呢，这些书？”妈妈没有说怎么办。我想烧掉。可是到哪儿烧呢？如果被发现，会当反革命的。

　　如果晚上偷偷丢进垃圾桶，一把被抓住，还是反革命。

　　我想过撕了，一张一张撕，然后丢进马桶里冲了，但是那么多书，怎么撕，怎么冲，在粪便池里不是还会被发现吗？

　　他妈的，我神经病了！

　　我还在妈妈的抽屉里瞎翻，结果翻出了爷爷的一张大照片。他是个很有钱的人，让我不明白的是他还穿着很像是国民革命军的那种军服，把我吓得想屁滚尿流。我二话不说，不和外婆商量，不和妈妈商量，爸爸那时不在家，早在远方受难，我就把爷爷的照片撕了！撕得很碎，烧了。

　　这是我白天干的事，晚上告诉了妈妈和外婆，她们都没有说任何话。她们没有吃我一个耳光。

　　一天一天惊恐地过去。没有人来抄家。但是我害怕会来抄。

　　有一天，我对妈妈说：“妈妈，你把这些不好的书带到单位去，交给造反派吧！”

　　妈妈说：“好吧。”妈妈又说：“这个《增评补图石头记》是你爷爷留下的。”

　　我说：“交掉，这个最吓人了！”

　　妈妈把书包好，分好几次带到单位，她平静地告诉我：“交掉了。”

　　但是一直没有人来抄家。

　　很多年以后，我去老家看姑妈，看伯伯。伯伯问：“你家里那套《红楼梦》还在吗？”

　　我告诉他，“文革”时交给造反派了。伯伯说：“哦。”伯伯的那声“哦”很短，好像他早就料到。他说：“你把我这里的一套带回去吧，你是学文学的，放在你那里有用。”十六本，一本不少，有的已经读破，封面用报纸糊上了。爷爷有两套，一套给伯伯，一套给了我爸爸。

　　我站在爷爷的墓前，墓在板栗树林里，那真是一个气势、典雅的墓，看着不可能害怕，也不恐惧死亡，倒是想象着躺在这儿听见秋天板栗落下来的声音会是怎么有诗意，“扑通”一下。

　　墓上没有爷爷的照片。我根本没看清爷爷长什么样，就慌慌张张撕掉了。

　　我现在吃自己一个耳光！其实每次想起，我都是要吃一个的。

　　我现在知道，妈妈只是脸上平静，而我，连脸上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