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大靠谱，却很。从小到大，鲜有迟到的履历。在美院工作，艺术家们的作风比较随意萧散，开会经常不准点。在明知道大家都可能迟到的情况下，我也依旧守时。

　　大概怕别人等我，宁可早到等人，但有时会因为等待而失去耐心。有次朋友要去看中医，约好一起从徐家汇出发，去往嘉定的张建明中医诊所。我提前半小时就到了，而朋友出门稍晚了些，又堵在高架上，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一个半小时之后，我不管不顾地在太平洋百货门口大声哭泣。因为是我约的张医生，约好在那天最后一个看病。知道张医生还在忙碌，我不便打电话，发了短信告歉，也没有见回。然后我想着他劳累了一天，还要在诊所等候我们多时，各种焦急、内疚、生气，令我无法自控。在朋友接我上车，去往嘉定的路上，一路还在哭。到了诊所，眼睛肿了。张医生乐了，并有些感动，他说：“第一次见到有人因为迟到哭成这样的。”

　　我的手表总是拨快5分钟。钟表作为时间的容器，像是一种隐喻。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担任联络员的钟表匠谢德去执行必死的任务前，一一给店里的钟上好发条，这种细节让人眼眶发热。而《围城》中的方鸿渐，结婚时收到老父的礼物，一个祖传老钟，每小时“只慢7分钟”，“这会儿已经慢了5个钟头”，似乎有些人世讥讽的味道，让人一笑。

　　守时是一种良好的习惯，有时能带来惊喜。古人有千里之外的期年相约，却值大雪纷飞，正想着对方难以如约之时，友人冒着风雪夤夜推门而入，此时此景，无需更多言语。我每次回宁波，总去看望本科时的中文系主任贺圣谟老师。有次约好的那天正值超强台风来临，风雨大作。当我如约湿漉漉地出现在门口时，老师欣喜地在送我的书籍扉页写下：“最难风雨故人来”。

　　《喻世明言》中一篇令我印象深刻的故事——《范巨卿鸡黍死生交》。东汉明帝时，山阳范巨卿与汝南张元伯结义，二人约定来年重阳到张元伯家中相聚，元伯以鸡黍相待。范巨卿忙于生意，重阳当日突然忆起此事。而两地相距千里之遥，步行乘马均无法按期赶到。为了守时赴约，不失信于元伯，范即自刎于家中。因为他想到惟有人的魂魄能日行千里，终于在半夜三更赶到张元伯家与之相会。

　　这样的守时难免令人唏嘘。有时因为各种不可抗拒因素，总会迟到。鲁迅三味书屋的桌子上，刻着一个“早”字，是因为一次迟到后被寿镜吾老先生批评，他刻字铭心，从此再未迟到。也许在时间面前，任何理由都不是理由，历史上也有关于不守时的严厉处罚。比如战国时齐景公的宠信庄贾未按约定时间到达军营，竟被大将按军法斩首示众！其实守时主要还是要靠个人自觉而不是处罚。有的单位有种不太人性化的上下班刷卡制度，又怕有人代刷卡而发明了刷指纹，但要迟到的也还经常迟到。后来有个朋友得了鹅掌风不能刷指纹，改刷脚趾。居然促成大家早到的风气，因为大清早的谁都不想贴在脚趾后面刷手指。

　　爱人之间的约会尤其需要守时。在一日三秋的时节，恨不得即刻飞到对方身边。而到了指定地点，风萧萧，车荒荒，人却迟迟不见，越等越心寒，原先的期待、兴奋化作各种疑虑、委屈涌上心头。我突然想到尾生，他抱柱守信，直到洪水淹过头顶。有时不一定是守时的执着，也不是愚蠢到不知变通，而是一种伤心，一种失望，进而心灰绝望。迟来，或许是一种轻视、放弃或拒绝，直等到地老天荒、心力交瘁，那真是“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一种破罐子破摔的绝望。不如被淹没，不如就归去吧，至少这样你会一直记得我，这种心态已经近似于复仇了。

　　有些迟到可以解释，可以挽回，有些迟到却是永远的错误，就像王质从烂柯山上下来，忽忽竟是百年，那家已不是他的家，人也不是他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