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月说:“在抗战中我流浪过,我逃过难：：逃难的经验,给了我流浪的勇气,教我不怕山高路长,不怕贫困。”

　　人们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画亦是如此。2012年是画家关山月的百年诞辰,这位一生致力于革新中国画的岭南画派大师,年轻时就立下万里壮游的宏愿。他曾在烽烟战火中穿越云贵山川、沿河西走廊跋涉敦煌、避祸澳门海滩写生、四下南洋采风：：关山月曾说,自己除了西藏和台湾没去过,全国几乎都走遍了。

　　师从岭南画派领袖高剑父

　　1912年，关山月出生在广东省阳江县的一个小村，出生时，民国刚刚建立，父亲便给他取名应新，学名关泽儒。当时关家已经破落，靠做小学老师的父亲维持十几口人的生活。

　　关泽儒从小热衷画画，从门神像到烟盒，从猪狗鸡鸭到中国地图，买不起颜料，就把植物碾碎，偷撕邻居家的红对联，泡到水里作颜料。父亲极力反对，他说：“读书才是正经事，画画没出息。”但关泽儒还是乐在其中地画，16岁时，他已经开始为亲友画炭画像和扇面了。

　　1931年，关泽儒进入广州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后成为小学教员，这是父亲替他选择的最省钱的一条求学之路。正是在广州这座社会革命风起云涌的新兴城市，关泽儒开始接触孕育于这里的新兴画派。

　　1935年，岭南画派的领袖人物高剑父正在中山大学美术专业夜班讲学。高剑父早年曾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转而专门从事艺术，开办了春睡画院。他对战争年代画坛脱离政治的风气极为不满，认为绘画要反映现实，反映时代，“折中中西，融汇古今”，创立了独树一帜的岭南画派。

　　中山大学夜校只允许在校学生听课，但关泽儒对高慕名已久，便拿了朋友的听课证去蹭课，不久就被老师发现了。关泽儒只好尴尬地承认，自己是冒名顶替来的，没想到高剑父看中他的美术天赋，竟微笑着说，从明天起，你到我的春睡画院上课，免收学费。从此关泽儒成为高剑父的入室弟子，老师为其改名为关山月。

　　岭南画派注重写生，融汇中西绘画之长，引入西洋画派，既保持了传统的笔墨特色，也带有鲜明的革命精神和地方风格。关山月深受老师影响，一生致力于革新中国画。他将岭南画派重视现实生活，吸收外来艺术，师法自然的精髓总结为“法度随时变，江山教我图”。

　　战争导致夫妻失散

　　1935年，关山月与曾是自己学生的李小平结为夫妻。李小平(又名秋璜)出身贫寒，养父是名粤剧演员，性情豪爽，对她十分疼爱，因患肺病欠下不少债务。小平小时候被抵押给债主做丫鬟，受尽折磨，养父境况稍好马上替她赎了身，送进学校读书。当时她已经十五岁了，直接读了三年级，关山月是她的老师。养父死后，债主上门封了房子，十六岁的小平流落街头，被一个校工大姐收留。关山月得知小平的身世后对其照顾有加，小平也很仰慕关老师的才华，二人日久生情。

　　考古学家商承祚形容关夫人：“聪明机智，仪态万方，且富有特性，即有事来临时过于紧张慌张夸张，故称三张大姐。”关山月则恰恰相反，“做事定，语言定，行路定，饮食定，故也有四定先生之称。三张持家有道，使四定专于一而无后顾之忧。”

　　1938年10月，日寇侵占广州，考上女兵的李小平随部队紧急撤退，来不及通知家人。关山月与妻子失散，无奈之下，他带着友人赠送的三块大洋，背着一袋炒米和画稿，步行40多天到澳门与老师高剑父团聚，二人寄住在一座禅寺。澳门岁月，关山月饱尝饥饿潦倒，靠每月三元的中学教师报酬度日，但仍不改每日到海边写生，临摹老师的珍贵收藏。逃亡途中的种种惨象被关山月的画笔生动复制，大量抗战题材画让他在画坛崭露头角。这些画作辗转香港展出时，被香港《大公报》大力推荐，关山月被称为“岭南画界升起的新星”。

　　逃难给了我流浪的勇气

　　1940年，关山月决定去抗日前线写生，他躲过日军封锁线偷渡回广东韶关，夫妻二人得以团聚。韶关是广东的临时省会，但这里与关山月想象中的抗战中心相去甚远：难民如潮水般涌来，政府机构却十分散漫，到处是风月场所，一派歌舞升平。

　　关山月四处寻找抗战写生的职位，屡屡碰壁，心里萌生了万里壮游的计划，他说，“在抗战中我流浪过，我逃过难……逃难的经验，给了我流浪的勇气，教我不怕山高路长，不怕贫困。”

　　关山月设法得到广东省政府资助艺术创作的经费，夫妻二人与几位画友，踏上写生之路。他们先从韶关经衡阳到达桂林。在桂林，关山月花了两个月时间完成巨幅《漓江百里图》，这幅画作宽32.8厘米，长2850厘米。这幅作品，奇峰垂影，竹林繁茂，带有几分战时的萧索，别有意味。

　　在贵州花溪时，夫妻二人常带着画夹到花溪集市上写生。一次，妻子看到一个美丽的苗族少女，拉着关山月说：“多漂亮，快画。”关山月赶紧打开画夹，但没画两笔就被姑娘发现了，这个苗族姑娘羞涩地跑走了。关山月一愣，妻子反应极快，抓着关的手说：“快追。”就这样，姑娘跑跑停停，关山月就被妻子拉着追追画画，追了一个上午，绝色的苗族美女终于被画家捕捉在了纸上。

　　一行人边走边画边展，往往是前一站画展的润金凑足了路费，便即刻出发前往下一站。他们在川贵间来往坐的都是大货车，蜀道艰难、崎岖狭窄不说，危险系数也高，每隔几十公里就会看到事故车辆，路上盗匪横行，货车常常深夜在漆黑的深山抛锚……

　　秉烛敦煌，临摹壁画

　　在动荡的战火中，关山月从西南到西北，辗转奔波于桂、黔、滇、川、康、青、甘、陕各地，妻子李小平一直是他事业的最坚实支持者。1943年，关山月夫妇和好友赵望云、张振铎决定沿河西走廊一路到敦煌莫高窟。动身前，关山月忽然收到师伯陈树人的信，信中说他已经向国立艺专校长陈之佛推荐关山月做美术教授，聘书随后即到。这是一份令旁人羡慕的工作，薪水不菲，但关山月思虑过后，还是打算辞掉它，按原计划去敦煌。他对妻子说：“做教授的机会常有，但去敦煌机会却不多。”妻子听了并无多言，只盘算着这一去至少一年，要多带些衣物。

　　在敦煌，艺术研究院院长常书鸿安排关山月寄住在皇庆寺。到达的第二天早上，妻子就把笔墨纸砚装进篮子，带上大饼和水，和关山月一起去了千佛洞。千佛洞狭小局促，成年人根本转不开身子，关山月有时半跪半蹲着，有时索性趴在佛龛里，妻子就在下面给他递笔墨和颜料。千佛洞里闷热无比，关山月常常满头大汗也浑然不知，妻子不敢轻易打扰，只是不失时机地递上水壶举到他的嘴边说：“喂，喝一口吧。”

　　岭南画派大师关山月用画笔丈量山河日月。千佛洞的光照时间很短，妻子便给关山月掌蜡烛，他画到哪，妻子的蜡烛就跟到哪，原来已经褪色的部分，也被照得很清楚。妻子的照顾和辅佐让关山月铭记终生，1993年12月，妻子去世时，关山月写下挽词：敦煌烛光长明。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关山月临摹了近百幅敦煌壁画。1944年，这批敦煌临摹作品先后在重庆、成都展出，美术界反响强烈，美国新闻处曾提出要用高价收购，被关拒绝，他说，这是他和妻子用血汗换来的珍贵文物，即使生活贫困也不能卖。

　　“文革”时，关山月冒着巨大风险，把这些临摹品和几件潮州木雕藏到卧室的天花板里。这批宝贵的作品经历了抗战、“文革”动乱时期，辗转多年，最后有82张幸存，如今收藏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

　　游历过西北山川、西南水乡的关山月一整理完画稿，就急急忙忙再次出发，他说，“不动我便没有画，”“不受大地刺激我便没有画。”这一次他去了南洋，先到泰国曼谷、槟榔岛、吉隆坡、新加坡……脚步不停，画笔不停。

　　诚属当时政策产物

　　1949年11月，关山月从香港回到广州，第二天早上，他和人间画会的画家们在广州最高的建筑爱群大厦悬挂一幅集体创作的毛泽东像，画像上的大标语格外醒目：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当许多艺术家还在为艺术该不该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而犹豫不决时，关山月早就找到自己新的创作方向。

　　早在1941年，关山月就曾创作《中山难民》《铁蹄下的孤寡》《今日之教授生活》等抗日题材画。1949年以后，他开始极力讴歌新社会和新政权。他画过煤矿开采、钢铁厂生产、水库蓄水、水电站发电等现实题材，作品反映的都是欣欣向荣的新生活。这些作品使他迅速获得信任和肯定，作为来自国统区的画家，关山月还有幸被派往波兰访问一个月，留下了大量关于波兰社会生活的写生作品。

　　回国后，关山月在广州的华南文艺学院任教。不久，华南土地改革开始。1950年11月起，关山月带着学生们在广东南海地区的农村，一待就是三年。当时的生活极其艰苦，吃不饱，住不好，还要翻山越岭挨家挨户访问贫困农民。他们住在肮脏潮湿的破房子里，床上到处是跳蚤，关山月被叮了满身包也不敢说，怕人说他“摆知识分子的臭架子”。

　　土改时上级宣布纪律，要全心全意做好土改工作，不准搞个人的东西，不准画画。到1953年土改进入复查阶段，关山月三年没有拿画笔，创作一片空白。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开始后，关山月调任武汉，担任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副校长。那时的口号是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了赶任务，为了强调作品的政治性，可以牺牲艺术性，美术作品成为对政治的直白解读。关山月的作品《一天的成果》，画的正是当时轰轰烈烈的“除四害”抓麻雀运动，这幅作品获湖北省美术作品一等奖。这一年，关山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由被限制和改造的旧知识分子，转而成为红色艺术家。20多年后，画家面对这幅风格迥异的画作提笔写下：是图诚属当时政策产物也。

　　江山如此多娇

　　195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调关山月和傅抱石一起为人民大会堂绘制画作，题材定为毛泽东诗词《江山如此多娇》。

　　要合作，两个人必得脾气相投，艺术上有共鸣。关山月与傅抱石早就相识，但并不熟悉，这次，他们被刻意安排住东方饭店的对门，交流渐渐多起来。傅抱石喜欢喝酒，曾刻闲章曰“往往醉后”，即他的上乘作品皆为醉后而为，但关山月并无此好。当时周恩来为鼓励创作特批了茅台，傅抱石喝完自己的，就随手将关山月的也拿走，关会故意开玩笑说，我的酒呢?晚饭后，两人便携手去逛琉璃厂，淘换古字画和线装书。

　　工作上，二人分工明确：前景的松树和西北雪山和长城，关山月来画；大河上下和瀑布则由傅抱石执笔。关山月回忆起当时二人的默契时曾说：“无他，主要由于我们有一个时代脉搏和传统根源的共同基础，有了笔墨当随时代的公共遵守的原则。都有艺术不能脱离政治，但不是政治的附属等共同见解。”

　　接受检验的前一天晚上，两人点着卷烟站在画前，一寸一寸地严格审查，互相揭短挑毛病，三番四次地修补，直到深夜。

　　二人觉得，这幅画大了太难把握，想尽量画小点，于是只画了7米宽，5米高，这也是能盖住正面墙的最小尺寸，周恩来看过后还是觉得小，与建筑不匹配。让他们再把画幅扩大到9米宽，6米半高。9月29日晚上，画作装裱完毕，挂到了人民大会堂最显眼的楼梯拐角处，这幅典型的政治任务作品，成了关山月最为人所熟知的代表作。

　　改墨梅为鲜红

　　关山月是率先把飞机大炮画进中国画的画家。他画过煤山、运油车、泰国的民间舞蹈、日本的秋溪放筏等等，他认为：“中国画笔墨是可以变化、创新、不断丰富发展的。”80年代，他最受业内好评的《绿色长城》画的是南海之滨的防风林带。

　　关山月最擅长的题材还要数梅花，他笔下的梅花或孤傲绝立，或明艳大气。他说：“我老师的老师居廉喜欢梅花，我临摹了很多，从那个时候起便和梅花结下了缘分。”关山月重视古人画梅的意境，他认为“画有古意，未必不新”，“题材越老越要创新，所作越多越要创新。”“文革”期间，他曾因画过枝头向下的梅花而被说成是“攻击社会主义倒霉(梅)”。

　　1966年，关山月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他顶着阴阳头，黑布蒙眼被自己的学生用皮鞭抽打。一连几个月，关山月要参加没完没了的批判会，抄家在所难免，一家人被赶到猪舍生活。下放期间，不准作画。七十年代初，关山月被“解放”，并指定为外事活动画礼品画，他再不画倒梅，改墨梅为鲜红的颜色，枝枝怒放，朵朵傲立。画家念念不忘的是，几年的动荡，不仅没有得意的画作，更没有机会外出写生。

　　进入耄耋之年，关山月依然马不停蹄地赴各地采风，在黄河壶口观瀑，亲赴西沙群岛，畅游秦岭、武夷、张家界，深入香格里拉、虎跳峡谷底……辞世前不久，他还攀上泰山峰顶。2000年，一位台湾老友打电话来，想邀请他的“梅花展”赴台湾，八十八岁高龄的他欣然答应，遗憾的是尚未成行，就突发脑溢血离世了，在台湾开画展成了他未了的心事，这位行走的画客终究带着一丝遗憾，远离人世。

　　摘自2012年第20期《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