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观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时，看到一则令人痛心的消息。在北京有一辆救护车载着一个危重病人去医院。由于道路拥堵，救护车只好改道走自行车道。谁知自行车道停满了车辆，完全不通。司机不得不再回到机动车道，可还是被堵。尽管救护车大鸣警报器，别的车辆还是不让路。结果3公里的路行驶了40分钟。待患者送到医院时，已经不幸丧生了。

　　这不禁使我回忆起十多年前我在美国也坐过救护车。那天我们夫妻和在美留学的大女儿一起到在纽约行医的蔡医生家作客。事后蔡医生载着我们夫妻从纽约回新泽西下榻之处。途经哈德逊河下面的林肯隧道时，突然被后面的车猛撞了一下。我和蔡医生坐在前排，虽然被撞得眼冒金星，但由于身上系着安全带，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坐在后面的妻子和女儿却是够受的，都感到头晕眼花。停下车来一看，后面那辆车的驾驶者是一个20岁上下的小伙子。他吓得脸发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是坐在他边上的那个50来岁的女人，男孩的母亲，竟然倒打一耙，气势汹汹地指责我们把车开得太慢了。明摆着是欺负我们中国人嘛。我火气上来了，反问她：“隧道里可以高速行驶吗？我是外科医生。如今我的妻子和女儿得了脑震荡，你们得负责。”这下那女人也慌了。这时我请蔡医生先把车开出隧道，以免堵车。出了隧道，已到了新泽西地界。其时一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已赶了上来，对事故进行调查和记录。几名警察和救护车上的医生倒是挺和气的。他们很细心地把我的妻子和女儿戴上颈托，搬上担架，抬上救护车，急送附近的圣玛丽医院。我当然也跟了去。

　　美国的救护车可神气啦，警报器一鸣，前面的各种车辆立即乖乖地靠边让道。我们的车一路上威风凛凛风驰电掣地直奔医院。

　　回想起我在上世纪改革开放前在医院工作时也曾有几次坐着救护车去接危重病人的经历。可是有时尽管救护车鸣着警报器，前面有少数车辆还是爱理不理的，不大愿意靠边。我问司机：“他们为什么这样态度？”司机回答说：“我们不是警车呀。他们只怕警车，因为警车可以罚他们。”如今街上车辆成灾，救护车还是缺乏权威性，这不是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吗？

　　国外有些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也该学一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