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年仅15岁的黄濬来到北京，就读于京师译学馆（今北京大学前身）。因其年少聪慧，颇为在京的陈宝琛、严复、林纾等福建同乡父执所赏识。其后，他又以才名曾受知于当时的政界巨擘梁启超，乃至于与诗坛领袖樊增祥、陈三立、傅增湘、罗瘿公等人过从甚密，并随之与当时国内名盛一时的书画俊彦、文人学士、诗词名流、显宦子弟如杨度、陈师曾、张大千、徐志摩、况周颐等过从密甚。于1932年得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引荐，入由汪精卫主持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秘书。后来因为向日本出卖情报，被在接头时当场人赃俱获，后以汉奸罪处决。
30年代前后，黄濬以其在掌故考据方面的厚实学养，曾在《中央时事周报》杂志上，连载了其笔记体文章《花随人圣庵摭忆》。此作所述文史掌故，因其若干篇什无不以材料翔实、论述完备，文字清丽、华采灿然的显著特色而广泛传播，故其作品备受学人青睐。
史学大师陈寅恪偶读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有感而发，题律诗一首，云：“当年闻祸费疑迟，今日开篇惜此才。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余灰。荒山久绝前游盛，断句犹牵后死哀。见说樊台花又发，诗魂应悔不多来。”诗毕，陈还题跋于后，云：“秋岳坐汉奸罪死，世人皆为可杀。然今日取其书观之，则援引广博，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作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也。”
正是由于有这些诗坛大佬们的称赞，因此便使得黄濬才名远播，极受当时的《四朝诗史》《光宣时诗坛点将录》等诗学专著所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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