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阿洛夫

　　1962年夏天，父亲接到上级的电话，让我们一家三口出国探亲。原来，在美国的爷爷太想念他的长子和从没见过的儿媳妇、长孙了。为了打听父亲的下落，爷爷先从美国到黎巴嫩的老家，而后又去了邻国叙利亚。他找到中国大使馆，请求帮助寻找30年前离家去中国的儿子。我驻叙大使徐以新，他是当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那“半个”，是老红军，参加过长征，和我父亲是老朋友。他一见到我爷爷就叫起来：“这就是老马的爹！”后上报给了陈毅外长、总理和主席。毛主席指示：全家探亲，给足路费。我那年18岁，听说要坐飞机出国，还能见到是美国人的爷爷，可美坏了。在大马士革，我们三代四口人幸福地团聚了，父亲和爷爷都流下了眼泪。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爷爷，也是最后一次。

　　对我的父亲来说，这次出国是探亲之行，更是令他感慨的怀旧之旅。看到衰老的父亲，勾起了他在中国近30年的回忆：从美国到上海，到保安，进延安，到西柏坡，进北京……回中国前，他很想见的还有在保安和延安时的两个外国人，一个是李德，一个就是阿洛夫。

　　李德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这个德国人曾是为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运送美钞的押款员，上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被博古看中，后被任命为军事总顾问。他指挥了第五次反“围剿”，使红军损失惨重。免职后的他跟着长征队伍到了陕北保安，是唯一参加了整个长征的洋人。父亲1936年到保安时，李德和他是中国工农红军里仅有的两个穿土布军装的洋人。他俩都讲英文，二人同住一个窑洞，轮流做饭。抗战开始后，李德被调回苏联审查，险些丢掉性命。

　　时来运转，1962年的李德已是东德马列研究所的所长、文联主席、东德正部级的官员。我父亲请示中央，可否在回国途中的布拉格见李德，但迟迟没有回音。抵达布拉格机场后，驻捷克大使仲曦东在机场迎接时告诉父亲，中央说不要见李德。父亲说：“晚了，咱们对面吸烟的瘦高个子就是李德。”正在出访捷克的胡耀邦说：“见就见吧。”李德吸烟一根接一根，喝大杯大杯的苦咖啡，而且不放牛奶和糖。我用爷爷送的相机给他和父亲留下了合影。

　　探亲怀旧之旅的第三站是莫斯科。“十一”国庆招待会过后，刘晓大使请父亲到斯大林给他的郊区别墅做客。午饭后大家躺在堆满厚厚落叶的落叶坑里避寒聊天。父亲说：“我见过了李德，他现在还过得挺好，那咱们延安时主席的苏联医生阿洛夫怎么样了，我很想见见他！”大使讲，他也找过阿洛夫，但没找到，多方打听也没有消息，无论是外交部、卫生部，还是军队或地方医院，都不知道阿洛夫这个人，报纸、电台也没有他的消息，人好像消失了！我父亲下意识重复说：“消失了？太奇怪了，真不可思议！我到苏联，很想见见阿洛夫啊。”直到1988年我父亲去世，他也没有阿洛夫的丝毫消息。

　　阿洛夫的死

　　去年我曾出访黎巴嫩———我父亲的老家，还去家乡的政府立的马海德铜像前种树献花。此行有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李静杰，他是苏俄问题研究权威，掌握着苏共斯大林时期的大量内部资料和档案。他对我说，阿洛夫一回国就被克格勃关押了起来，严加审问，打断了几根肋骨，让他交代和美国人马海德的关系，以找到马海德是间谍的证据。这样关押了他三年，但什么也没有审出来，只好放了，不久后就宣称阿洛夫因飞机失事死亡。

　　我喜爱的阿洛夫叔叔，我父母的朋友，为毛主席在延安看病的苏联医生、少将军医，毛主席和斯大林在西柏坡的联络员，就这么死于非命。

　　算起来60年前他就死了，但我还是很难过。他死时年仅47岁，无论在苏联还是中国，没能享受一天和平的幸福生活，身负特殊使命的他也没有犯任何错误，就这样不明不白死于非命。

　　是什么人非要除掉阿洛夫？我想了很久。我认为，就是斯大林。无论是斯大林让米高扬设法把我父亲抓起来，还是克格勃死审阿洛夫，都是想找到马海德是美国特务的证据。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个社会主义世界、共产党阵营的老大斯大林，为什么跟我父亲这么一个中共普通医生过不去呢？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实是斯大林想要挖出或臆造在毛主席身边十几年的美国医生是个间谍，以此来整毛主席。

　　纵观中共党史可以看出，中共“一大”就是在苏共参与下召开的，一直到中共“七大”前都是如此，中共“六大”则是在苏联召开的。苏共培养的“喝过洋墨水”的人回到中国都是领导，他们有权指挥中国革命，如博古、王明等。苏共、斯大林总是把自己当“老子党”指挥中共。而对“枪杆子闹革命”的毛泽东，苏共是看不上的，一直排挤打压。直至1945年的中共“七大”，毛主席才第一次名正言顺地当了中共一把手。驻延安塔斯社旁听中共“七大”的苏共情报人员只许听会，每次会后，他们记录本上的内容还要被查看。

　　在阿洛夫被关押时的1949年12月，毛主席出访苏联。毛主席的俄文翻译师哲讲，当第一次见到斯大林本人时，毛主席说的第一句话却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当即打断了他的话头：“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虽然当时毛主席发着高烧，却是多年来的心里话，是真话。而斯大林当然知道毛主席是冲着他说的。

　　阿洛夫死得悲惨，走得光荣

　　10月3日是我父亲的忌日，我们全家四代去八宝山扫墓。我告诉我父亲：“阿洛夫在1952年就走了，他走得很光荣，他在被关押时没讲假话，没乱咬你。他是你的朋友。在天堂里你们还是朋友。”

　　我有一个心愿，希望能在2015年阿洛夫110岁诞辰时，在延安枣园后沟的山坡荒地上种些树，在树林的平地上为苏联医生阿洛夫建立一个墓，请总后卫生部、中苏友协及延安党校和那些受到过阿洛夫医疗帮助的中共七大领导们的后人，当年跟阿洛夫学过医的人的后人，那些在延安受到阿洛夫救助的后人，加上我家四代人，共同完成这个梦想，为阿洛夫立碑建墓纪念他。

　　他们都走了，这段历史也翻篇了。也请大家别忘记他。　摘自2013年第3期《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