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杨立青先生的去世，除了悲痛，剩下便是遗憾。

　　音乐其实是一种遗憾的艺术，再伟大的作品都有终结的那一刻，无一例外。一直以来，在我心目中，杨立青先生是音乐家的理想化身。而这是承载着个人性格、家庭背景、成长环境以及种种客观影响下形成的。人们常说音乐家有极强的人格魅力，而在他身上的这种魅力至少对我来说是不可抗拒的。一种对音乐的专注，以及一份在音乐上的纯真，这都是看似简单实际上难以坚持的永恒音乐信条。

　　杨先生曾对我说起如何阴差阳错地去德国留学以及在德国攻读学位的困难和挑战，在这之后的三十多年教学生涯中面对的一些问题。他并没有谈到他自己的成功，或是他的巨大成就。在任何年代，人之于社会的责任，绝不是一厢情愿的。杨先生懂得如何寻找快乐，但责任感让他知道还有一种责任存在着。而这种责任感就是他本人对音乐近似于疯狂一般的热爱和那无比的好奇心。

　　纯粹地说，对于视音乐为生命的人来说，音乐本身就是一切。杨先生先是一位超级音乐爱好者，同样他也是极其优秀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钢琴家。当宣布他的死讯时，我没有提到那些头衔和名誉称号，我知道这是他心底不在意的。他提到过最早担任院领导时对行政管理工作的不适应，以及和自己专业创作和教学的冲突。但渐渐地，他适应了这些，并且在各个方面都有成就和建树。话又说回来，他在同事和学生中的地位不是因为这些名衔，而是在音乐上无与伦比的信服力和权威性。

　　有些人的音乐功力让你能迅速洞察他的全部，而杨先生则总是让我们觉得每一次谈话都会学习到新的东西，都能让我们豁然开朗。深厚两字形容这一点再恰当不过，这是和他广博的音乐知识和修养分不开的。让我不能忘记的，是看到他买到一袋子唱片拎回办公室的情景。那种满足和自豪，以及一种人类原始的快乐情绪全写在他脸上。实话说，我不曾常常在专业音乐圈看到这个场景。一些专业人士在音乐圈的麻木、势利和低俗充斥各处，而杨先生展现了截然不同的一面。他超过1.2万张的CD唱片和数不清的乐谱书籍收藏占据了他业余生活的几乎全部乐趣，整理唱片书籍也是他患病后一直在做的事情。

　　2011年5月我邀请他以钢琴家的身份和我一起在上海大剧院演出中国近代艺术歌曲音乐会，他欣然答应，说道：“一起玩玩呗。”这次是他近几年几乎唯一的公开演出。随后，6月在国家大剧院教育部的中国近代作品音乐会我们又再一次演出。没想到，退休的他居然在国家大剧院和上海大剧院终于展现了一直是优秀钢琴家的他的风范。对我而言，这不单单是荣幸，而是一次精神上的永恒之旅。他让我明白，音乐是靠传承的，之所以我们共同纪念前辈作曲家的作品，是因为我们也将会成为未来的过去，无一例外。

　　他从院长位置退休后只有两三年，患病后仅仅一年就……他有太多未竟的事业。

　　我很悲痛，悲痛的不只是因一位音乐巨人倒下，在我看来音乐的人道主义在不断消亡。一个人的音乐理想并非是具体的，所谓这种理想其实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因为音乐本身既没有终点，也没有目的。人也许终究会被人遗忘，也许会某日被人提起，但这都并不重要。音乐无形亦有形，人也有生死之隔，终有一日那精神将会永恒地存在于那无形之中。可物欲横流的今日，又有谁为了精神活着呢？

　　(杨立青教授弥留之际，沈洋专程赶到上海陪伴他直到其离世，此文写于沈洋回天津的飞机上——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