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０日，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就“９·１１”恐怖袭击事件发表官方报告，称美国反恐力量本应能够阻止“９·１１”悲剧，但国家安全局妨碍了这一努力，因为它“未能足够重视现代通讯技术”。

　　这份报告由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和众议院情报常设特别委员会共同完成。它批评国家安全局对收集美国境内情报过于谨慎，与联邦调查局就针对美国的潜在恐怖袭击缺乏充分合作。

　　报告指出，国家安全局完全跟不上信息技术爆炸，它每天拦截全球６.５亿条信息，但“仅极小一部分被审核，其他则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数据中”。

　　后冷战时期的和平“红利”让美国付出代价，“９·１１”事件让国家安全局饱受诟病。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家安全局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工作，提高效率，试图减少舆论批评。于是，才有了备受争议的“棱镜”计划。

　　有意思的是，如今那些最大嗓门抨击美国已沦为“监控王国”的议员们，正是当年最卖力斥责国家安全局工作不力的人。

　　“旧思维”不合时宜

　　情报专家说，只有大量收集数据，方能找到关键“交叉点”，从而理出正确线索。比如，如果有人定制一本护照，并提到一处与可疑人员相关的地址，这可能会引起分析人员关注，但并不一定指向某一阴谋；如果此人同时还购买了大量化肥，加上这一线索，就基本构成一个明确的威胁，政府可以采取相应行动。

　　２００６年１月３０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评论文章《我们为什么监听》中，前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菲利普·罗比特就“威胁矩阵”如何运作讲述了一个生动例子：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０日，即“９·１１”前一天，国家安全局截获两条讯息，一条是“比赛明天开始”，另一条是“明天发起进攻”。它们是从阿富汗基地组织活跃区域的随机电话监听中获得的，没有人明白它们是什么意思，秘密直到第二天才揭晓。

　　罗比特写道：“如果当时我们能够前后对照信用卡账户、飞行常客记录以及这两个通话者共用的一个电话号码，就可以通过‘数据挖掘’轻易找到与他俩有联系的另外１７个人，他们于同一天同一时刻出现在我们的４架飞机上。”

　　为了收集更多数据，在２００２年国会报告发表后的最初几年里，国家安全局曾启动一个预算高达１０亿美元的“开拓者”计划，但以失败告终。

　　究其原因，它依然采用冷战时代的“旧思维”来收集情报，即试图建立一个集中的信息收集处理体系。这种思路针对当年的苏联十分有效，因为其特定信息是隔离的，传输集中，方式简单老旧，信息量少，美国可以有针对性地建立一个封闭式监控体系。

　　但是后冷战时代，大家同在一个极其分散的互联网上，任何组织都可以轻松利用最新信息技术保持联系。对于情报部门来说，如采用老式收集情报方式，则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可以监控整个互联网的巨大体系，互联网有多大，监控网络就有多大。显然，联邦政府根本做不到这一点，１０亿美元只是毛毛雨。成本太高，网络发展又太快，要在互联网上全面收集数据，是“不可能的任务”。

　　“私有化”大势所趋？

　　经历种种尝试和挫折之后，国家安全局终于理清情报收集“新思维”：利用互联网分散的共享模式，借助美国最先进的网络技术公司收集和过滤情报，搜寻恐怖袭击的蛛丝马迹，从而跟上“信息时代的步伐”。

　　在国家安全局老局长海登眼里，将一个平庸的冷战间谍机构改造成一个“私人”技术企业，无论对于反恐还是技术发展本身，都合乎逻辑，势在必行。他在接受《国事杂志》采访时说：“今天的米德堡（国家安全局总部），每一部电话和计算机都不是政府所有。”　　 

　　唐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