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袁鹰 1924年10月生于江苏北部大运河畔古城淮安。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家由杭州避难到上海。在上海读完中学和大学，并且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业余写作。1987年在《人民日报》离休。已出版散文随笔、儿童文学、诗歌和传记文学五十余种。离开上海已五十多年，仍然把上海看作第二故乡，梦魂仍然时常萦绕浦江两岸。

　　高汾大姐以九三耄耋高龄离世，按传统习俗应称为“白喜事”，不该用泪水送行。但我在京城雾霾笼罩中骤闻噩耗，想起她多姿多彩而又曲折坎坷的一生，仍然难以遏止沉重的哀伤。七十五年前，一位十七八岁的如花少女，跟随姐姐毅然离开江南故土，奔向大西南后方，投入抗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滚滚洪流，成为一名新闻战士，用笔战斗一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记得第一次结识高汾，是在1946年春天一个午后。当时我刚步入新闻界，在创刊不久的上海《世界晨报》当记者。在圆明园路《新民报》门口，正遇到三位女记者走出报馆，其中一位是当时同在大学、一面又在《联合晚报》当记者的翁郁文。她向我介绍另两位相识，一位是《新民报》记者黄冰，另一位便是《大公报》记者高汾。马路上不便按当时习惯交换名片、互道“久仰”，但我对面前这位清雅俊秀的高汾确实是“久闻大名”了。抗日战争初期就在上海创刊、由郭沫若担任社长、夏衍担任总编辑的《救亡日报》聚集了一群有志又有才的男女青年，用笔战斗，吹起响亮的救亡号角，先是在上海，后来到广州，最后到桂林。高汾和姐姐高灏就是在广州加入《救亡日报》的队伍，人称大小高。比她年长的同事爱开玩笑地叫她“小女孩”（当时报社还有被称作“大女孩”的郁风）。从此，“小高”的称呼便伴随她一生，她也就没有放下那枝为国为民、多姿多彩的笔，那枝当年在重庆同高集结婚时曾被郭沫若在贺诗中赞誉为“各具生花笔一枝”的生花妙笔。

　　这支笔，在抗日战争的前线和后方，也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和谈、重庆谈判时期的《救亡日报》、《大公报》、《新民报》上放过异彩。她先后见到过周恩来、邓颖超和毛泽东，采访过刚出狱的新四军军长叶挺，虽然自己已是一名共产党员，却不能公开身份，只能称他们为“先生”，他们也一直记得这位年轻活跃的女记者的名字。

　　她也以非常激动的心情，采访过1949年的人民政协开幕和开国大典，同当时在《大公报》值夜班的谭文瑞合写一篇通讯《震撼世界的一日》，开头就写：“自人类有史以来，有几个日子比得上这一天的伟大？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将会永远记住这一天。”

　　然而，高汾和许多同辈人一样，正当全心全意、意气风发地投入为建设自己的人民共和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才华的时候，很快便陷入无尽的坎坷。1957年，她在中央党校新闻班学习期间，正遇到那场先被称为“帮助共产党整风”后来看清是“阳谋”的“大鸣大放”，她以多年当记者的习惯，经常从书报杂志上看到的，在采访和参加各种会议时听到的，以及自己常常想到的，统统都记在本子上，而且多年当记者，练就一手迅速而准确记录的本领。她的本子上，字迹清晰细致。那些日子，她记了许多。对建国以来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批判，人们的议论很多，有些她也有同感。那些日记本上，有别人的意见，也有她自己的看法，密密麻麻记了一大堆。到了“反右”后期高潮已过，却还没有完成上级规定的比例，需要“补课”，完成比例数字。高汾听了领导的动员，向党交心，主动交上自己的日记本。就像她的女婿张宝林在《各具生花笔一枝》那本传记中所写的：“高汾的日记本交上去了，她立了一‘功’。她帮助组织发现了一个漏网分子。这个漏网分子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高汾自投罗网，赶上了右派的末班车，也开始了长长的厄运。在北大荒劳动一两年回来之后，又遇到祸国殃民的十年大动乱，理所当然又被打入“牛鬼蛇神”之列，不仅被迫去干打扫厕所等等体力劳动，更在精神上受尽种种污蔑。她的老伴高集也同样在人民日报社受到种种打击，在一堆罪名之外，还另加一顶奇离古怪的帽子：“中国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堂婿”。我同他曾一起被囚禁在报社的“牛棚”一年之久。闲聊时我问起高汾近况，老高也只能喟然长叹：“我也不清楚她和子女的近况，也顾不了他们，大家听天由命吧！”

　　雨过天晴，她又重新拿起被迫放下多年的笔，在生命的最后二三十年中，不论是重新当记者、当编辑，或是回忆、追叙逝去的时光，她都不肯停笔。她待人真诚热情，温文尔雅，对工作踏实细致，一丝不苟，博得同辈和后辈的尊重和热爱。

　　我同这位老大姐虽然七十年前就相识相知，但在很长的年月里来往并不多。直到三十多年前她重返《新民晚报》以后，才接触频繁。她住人民日报大院北区，同我们文艺部办公室遥遥相望，我们就常常在办公楼道里见到她忙碌的身影，为《新民晚报》组织文化艺术的报道和副刊各类稿件。她的女儿高宁又在文艺部工作，她同我们更是亲如一家了。她的敬业精神，让我们人人感动。有一年元旦上午，我同她在报社对面一家小市场相遇，互祝新年好之后，她就问：“你手边有现成稿子给我们《夜光杯》吗？”我不禁笑答：“噢唷老大姐，你真太积极了。我看即使你们丁法章老总今天遇到朋友，大约也不会开口就约稿吧？”彼此一笑而别，她仍然叮嘱一句：“不要忘记啊！”这短短一幕，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热情和蔼的老大姐西行路上，自然不会寂寞。她会遇到许多前辈和同辈师友。从引她走上革命大道的夏衍，《救亡日报》带领她当记者的林林、周钢鸣、廖沫沙，从广州、桂林、香港、重庆到南京、上海时代的老友郁风、黄苗子、徐盈、彭子冈、萧乾、盛家伦、丁聪、黄宗江、吴祖光、冯亦代、钱辛波……以及“二流堂”所有先她而去的老友，即使她已经是九十三的老太太，大家都会像七十多年来一样亲切地称她为“小高”的。

　　敬爱的小高大姐，京城正值严冬季节，天寒地冻，朔风凛冽，你千万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