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波一直说，应该讲讲我的这帮年轻人。“他们这帮孩子，这一年也就是为了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到底美在哪个地方，他们不知道。这一年也没有说一定会得到什么，但他们就在这个未知数上努力。不说别的，现在这个时代，愿意在农村住上一年的孩子，又有几个？”
平均年龄21岁
展开《乡村里的中国》团队名单——
焦波：总导演，1956年
刘晓晨：制片主任，1990年
剧玺博：导演、剪辑、摄像，1987年
李梦龙：导演、摄像，1988年
陈青：导演助理，1992年
刘明富（北川）：摄像，1996年
当时，除焦老师外，摄制组成员平均年龄21岁，在拍摄花絮里，他们这样骄傲地写道。
其中除剧玺博拍过短片外，其他人都没有拍摄纪录片的经验，知道的人称他们为“零经验”团队。
片子获奖后，观众对这支团队大呼不可思议，纷纷问：“你们这帮学生是不是北京大学的、北京电影学院的，或者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当听说他们来自四川传媒学院和淄博职业学院时，更是一声接一声的惊叹。北川当时只有15岁，承担一个机位的任务。他是汶川大地震中的孤儿，焦波在北川拍摄地震孤儿时，收他为徒，现在他在北京，和焦波的其他几个孤儿徒弟一起办过影展。
焦波说：“每个孩子都很聪明、执着，我一直说，技巧和技术是次要的，学起来也简单，重要的是真情和投入。”
尝尽酸甜苦辣寒
在这个农家小院里，几个年轻人跟着焦老师养狗、养鸡、种菜、做饭，过了一年的农家生活。花絮里，养的鸡杀了，他们在树林里架起锅，煮鸡吃。洗澡的地方就是两间房中间拉个帘子，冬天洗澡要去县城，开个房间轮流洗，但怕人走了漏拍镜头，不敢轻易去，每次间隔总得十几天，估计着这天大约不会发生大事才去。刚住进村时还没取暖设备，冻了半宿腿还是凉的，焦波说，这个腿放到那个膝盖下边，暖和了，再换过来。
电影局领导说，太心疼这些孩子，一定找个厨师给做饭。焦波说，找个厨师一个月3000元，舍不得。于是大家排班做饭，小北川也不例外。有时候，年轻人犯懒了，焦波就说，走吧，开上车，下馆子去。到了邻村一个小饭馆，花四五十元钱，点几个菜，吃完再开回去。
在淄博职业学院招人时，焦波说有多么苦，都没纸用，吓得陈青特地买了一提纸带去。拍完了，陈青说：“焦老师，没您说的那么苦，跟您没少吃肉，也没少让人请客。”
是老师也是父亲
在这个团队里，焦老师既是总导演，又是老师，又是父亲。片子需要拍朝霞和晚霞。当时清晨5点天亮，拍朝霞必须凌晨4点起来。“每天早上，我早早起来看天快亮了，今天似乎有朝霞，就犹豫着叫不叫他们。走到他们窗下，又退回去了，想着让他们再睡一会吧。再去，再退回去。最后一看，再也不能等了，只好一咬牙，叫他们起来。这帮孩子穿上衣服，拿着机器就出去了。”
村民们都知道，“村儿电影社”的灯光是全村灭得最晚的。每次村里一有事，无论到多晚，他们都跟，凌晨两三点，去拍村民生病送医院，拍卖樱桃，从没含糊过。
焦波担心安全，每次都跟车出去，刘晓晨说，您别跟着。焦波说，跟着我放心，有什么事我还能保护你们。幸运的是，一年来，唯有一次，房东张光爱的牡丹花被盗了，剧玺博他们一听说，马上坐上老百姓的摩托车去追，结果从山坡上掉下去，剧玺博把腿磕伤了，但人摔了还不忘保护机器。
佩服他们的沉稳
焦波最佩服的是他们的沉稳，无论现场多乱，他们从来都是不慌不乱来拍摄。“叫我叹为观止。要是我，可能就乱了分寸，有时候剧玺博还说‘焦老师你别说话’——他们能处理得好，可能我插进去，反而会扰乱他们的思路。”焦波尊重这些年轻人，会听从他们的意见，他们也尊重焦波，在不明白的时候服从焦波对社会的理解。
焦波评价剧玺博“很有想法，这个孩子叫人放心”，每天安排得特别好，把当天拍的片子剪好输到电脑里去，输完后给所有机器充上电，第二天拿上就走，连充电器放得也很有条理，就连扫地都用小喷壶扫得干干净净。最后剪辑，焦波交给剧玺博一个人完成，“我只信得过他。”1000多个小时的素材剪出93分钟的片子，交了一份初稿，焦波挺满意，“我没想到的他想到了，我想到的他做到了，配合就这么默契。”
李梦龙也是，看了上千部电影，说话很有思想。李梦龙和房东张光爱相处得很有感情，房东生气，李梦龙直接就劝她。说也有缘，房东不听别人的，还就听李梦龙的。临走时，李梦龙隔窗给她磕了个头，她硬是没敢出来，躲在房里哭。
6人登台同领奖
焦波一直拿获奖鼓励他们，虽然他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他承诺，要是能获奖，就领他们去领奖，没去过西藏，再去西藏逛一趟。所以，今年一听说广州纪录片节入围了，而且是开幕影片，焦波就兴奋了，他知道开幕影片的分量，那说明肯定有奖。
“我说走，咱都去，一起上台领奖。”小北川一年没理发，为这理了发，穿上小西服，特别精神。
可那次要求只能派代表上台领奖，眼看美好愿望将成泡影。最后关头，焦波打出了“亲情牌”，以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一位四十来岁的现场女导演。“你真想让他们上？”“真想！”得到同意后，焦波迅速召集分布在会场各个角落准备给他拍照的孩子们，在登台前1分钟集结完毕，喘着气排队上了领奖台。
“有人领奖时说，工作了35年才拿到华表奖，有的说我就没拿过华表奖，今天还是没拿到。我和孩子们说，咱们很幸运。”焦波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