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上海特别市与上海市

　　“市”最初只是“市场”的概念。在最原始的自然经济状态下，人们把自己种植、生产的多余物品拿到市场上交易，后来也把有一定常驻人口的市场称之“市”。明《弘治上海县志》中记，当时上海有北蔡、新市、敏（闵）行、高行等10个“市”。清同治年间，上海有“市”34个，在今天的市中心区就有闸北市、虹口市、静安寺市等。近代后，city也被汉译为“市”，于是“市”也被用于比“镇”更大的城市名称，习惯上人们把中国原有的“市”称“草市”，与city相近的才称之“市”。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鉴于当时的上海已是中国最大最主要的城，在中国对外交往上的地位和作用重要，原来初步形成的地方自治政府难以应对如此局面，于是国民政府颁布《上海特别市暂行条例》。同年7月7日上海特别市正式成立，由中央政府任命黄郛为市长，称“特别市”只是与传统的“草市”和西方的city区别而已。所谓的“特别市”相同于今日的“直辖市”。除上海原有的面积，又将原宝山县的大场、杨行二乡，松江与青浦县的七宝乡的部分等划入特别市，上海特别市的面积为527.5平方公里，划分为30个区。

　　“特别市”确实与众不同，显得太“特别”，它只说明城市的规模和性质，作为政区名称就是太“特别”了，于是，1930年5月20日国民政府又公布《市组织法》，对全国的城市政区名作了调整和规定，规定“市冠以所在地地名称为某某市”实际上就是取消已使用的“特别市”，上海特别市也于该年7月1日正式改称“上海市”。《市组织法》还规定：首都，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城市，及政治、经济上有特殊情况的城市直隶行政院，也即直辖市，上海市仍属于直辖市。

　　清朝，上海的涉外事务是由上海道署下设的洋务局专管的，清帝逊位后，洋务局随上海道署一起遣散了。北洋政府设立一个叫“外交部特派江苏驻沪交涉员公署”的机构，1923年，该公署迁到丰林桥新建的署址内。1929年国民政府撤销公署改为办事处，其地位大大下降，并迁离原公署，于是上海特别市政府机关就迁到原交涉员公署内，今中山医院附近的平江路旧名叫“市政府路”，就是以上海特别市政府“设在这里而得名的”。

　　贰

　　大上海计划

　　旧上海的市区被分割为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即中国地界），而华界又被分为南市和闸北，人们把上海政区分裂的现象称之“三界四方”，而市中心最优越的地块已被租界占据，新建立的上海特别市或上海市政府只能设在偏离市中心区的“市政府路”一隅之地，不仅可怜，于组织市政也有所不便。南市和闸北的人口稠密，如对南市和闸北进行改造，那一定是旷日持久，甚至无法实现，1929年7月上海市政府通过了一个中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城市建设计划，被称之“大上海建设计划”或“新上海建设计划”，就是决定把上海市区外东北的江湾近黄浦江的约7000余亩土地建设为一个“新上海”，将政府的主要机构，以及城市的中心转移到“新上海”。这个计划涉及到市中心计划，港口、铁路、道路等许多方面。 

　　大上海计划是以上海市政府的建筑为中心向四周环状辐射成一个圆，有序而又齐整的道路密布其中，很像一个特大的蜘蛛网，也许你仔细观看设计图，一定会发现，整个“圆”被按方位划成了八大块，以方向分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很像中国传统的八卦。因此，有人认为计划参照了中国传统的风水理论。我赞同这一说法。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对“大上海”计划及实施结果做过长期的采风和调查，当地原住民中普遍流传这样的传说——上海市政府位于这个“圆”的中心，东西和南北轴线的交叉点上；南北轴线的北段是“世界路”，南段是“大同路”（未建成，近似今双阳北路），东西轴线的西段是“三民路”（筑成部分，即今三门路），东段是“五权路”（今民星路），体现了辛亥革命“世界大同”“三民主义”“五权共和”的口号；市政府与南面东西两侧的市立博物馆、图书馆形成一个三角形，象征龙头图案，市政府是龙额，博物馆、图书馆就是龙睛，寓意用中国传统文化探索世界未来；市政府北面是一个环形的广场，广场中立孙中山先生立像，广场像龙头，而孙中山的思想就是核心；世界路处于南北中轴线，南面顶着市政府，笔直向北到军工路，那里恰巧是闸北电厂的大烟囱，所以世界路就是龙的身体，而电厂的大烟囱就是龙的尾巴。我当时就感到很新奇，很有趣，于是设法寻找与“大上海计划”相关的资料，并没找到关于传说中相关的资料，但认真看了当时的平面图后，我相信，民间的传说并不见得是空穴来风，凭空捏造。

　　叁

　　复古的上海市政府大厦

　　一个庞大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必然会涉及到建筑的样式、风格、色彩、高度，于市政府大楼尤其重要，一味追求西方的古典主义或近现代主义显然是不可取的，而完全采用仿中国传统建筑，显然也不符合实际，那该采取哪种方式呢？ 

　　早在20世纪初，在华的西方基督教会为了摆脱其母国总部的干涉，独立在华传教，提出了一个“基督教中华化”的口号，后来发展成“本色运动”（Indigenous movement or natur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于是出现了教会建筑中国化的倾向，最具代表性的当推位于今多伦路59号的鸿德堂。鸿德堂是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士费启鸿博士（George F.Fitch），于1882年创办的教堂，原址在北京路清远街（相当于今北京东路288弄），费启鸿就是基督教中华化的积极倡导者和领袖人物。

　　1926年教堂迁虹口重建，新建的鸿德堂完全打破了西方教堂的传统模式，屋顶采用中国传统的叠加斗拱飞檐，俨然像中国的宫殿或道观，上海也出现了“中国建筑文艺复兴”的浪潮，于是，“大上海”的市政府、博物馆、图书馆的样式就被确定为仿中国古典建筑样式。市政府的建筑体量很大，像北京的故宫建筑，于是又有人担心，这样的市政府大厦出现，自然会被人们联想到北洋政府时期的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对初建的南京国民政府十分不利。后几经讨论，为了避嫌，决定在色彩上下功夫，就是将传统宫殿的黄琉璃瓦改为青瓦（实际是深绿），墙体以白色，代表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由于宣传及时，上海市民认同了这一设计。而位于市政府大厦两侧的博物馆、图书馆则采用了中国建筑中的钟楼和鼓楼样式。 

　　市政府大厦1931年6月奠基，不久就遇上一·二八淞沪战争，工程被迫拖延，一直到1933年9月竣工，市政府分批迁入新厦。1930年7月1日上海特别市已改称上海市，该楼的名称应该是“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大厦”，不过，现在的文物保护建筑仍定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应该改正才对。

　　肆

　　像真飞机的飞机楼

　　“大上海计划”从1929年开始实施，仅几年后，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施工停止，部分已建的道路、工程被炸，战争结束后重新开始，此时的市政府已拿不出足够的钱，只得“偷工减料”，能省就省了，而又过了几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工程就全部终止了，所以“大上海计划”只能是一个实施不足一半的城市规划和建设。 

　　一·二八淞沪战争中日本出动飞机轰炸上海，中国军队损失惨重，上海城市遭严重破坏，最倒霉的仍是手无寸铁的市民，当然，飞机在战争中的作用也被人们认识，于是以上海为中心，全国掀起“爱国捐机”活动，动员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发展中国的航空事业。1933年，中国航空协会在上海成立。1935年在建设上海市立博物馆时，就决定让出博物馆旁边的10亩土地，用于建造中国航空协会大楼。该楼由董大酉建筑师设计，久泰锦记营造厂以10万元中标，1935年10月12日奠基，王晓籁主席主持奠基仪式，1936年5月5日正式交付使用。大楼的平面和立面酷似一架当时的双翼飞机，“机”头部分设计为一个可容千人的礼堂，二层屋顶是一个平台，周围是中国八卦图案的石围栏，并塑有一飞机模型，“前翼”为三层，作为办公用房，“尾翼”二层，左右两“翼”均为介绍航空知识的陈列室，于是这幢中国航空协会楼就被人们叫作“飞机楼”，飞机楼也吸引了无数市民从市区赶到江湾观瞻，并成为社会重要新闻。但仅过了一年，日军又发动八·一三淞沪战争，江湾的“新上海”又一次被炸，江湾一带的建筑均被日伪占领，飞机楼也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去、遗忘。 

　　飞机楼的体量很大，站在地面上是难以或无法看清全貌的。1975年，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迁此地后将该楼当作仓库和化验间。约上世纪90年代后，长海医院建了高层住院楼，在五层以上的楼面往下看，飞机楼真的像一架停在机坪上的大飞机，于是人们又想起了飞机楼的故事。

　　原“大上海计划”的部分区域已被划入上海历史风貌保护区，上述建筑也被公布为文物或优秀历史建筑，得到相应的保护，但这些建筑如何向市民开放展示，倒是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