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7年开始小说创作,出版有长篇小说《午夜之门》、《夜火车》、《水边书》,中短篇小说集《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跑步穿过中关村》、《居延》、《古斯特城堡》,随笔集《把大师挂在嘴上》、《到世界去》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德、韩、法、意、日、俄、荷、蒙等文字。曾获春天文学奖、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7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等,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
徐则臣凭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获首届腾讯书院文学奖年度新锐作家奖。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李敬泽由这部作品看到了“70后”作家的“自信”,他说:“这一代作家在他们的创作态度中包含着一种自觉的世界眼光,他们也有充分的信心把作品放到世界上同时代人的写作中去比较。”
评论家梁鸿则认为《耶路撒冷》的出现意味着“70后”作家以一种新的姿态进入文学史和历史的空间之中,“充满激情而又拥有足够的学识,野心勃勃又冷静缜密,心怀大地却也不乏书卷气和神秘感”。
虽然有迷茫,但停不下脚步;虽然屡遭挫,但总能去无限接近那些看似远在天边的理想生活。这就是徐则臣笔下“70后”的精神气质,这也是他自己走到今天的心路历程。
1 从家乡到异乡,提炼为“纸上的故乡”
“心野”的孩子走得远,徐则臣从儿时起就对铁路着迷。有一年春节,他去舅舅的新居,惊喜地发现院门前有一条单程铁路,高高的石子和枕木上睡着两根寒光闪亮的铁轨,沿铁路向东是一片枯黄泛青的田野。田野显得幽深辽广,阳光下的铁路像两条飘忽的银线被看不见的花针牵扯着,稍一抖动,整个大地似乎都跟着波动起来。徐则臣喜欢这种感觉。他试着在太阳落下之后的旷野里,沿着铁路走了很远,一直走到转过身出发处的灯光都微弱遥远了,才回头。沿铁路向前走,那是一个从小赤脚走路,在野地里狂奔的孩子对远方难以抑制的向往。
后来,徐则臣与文学相关的火车旅程就开始了。先是到苏北的一座小城上大学,大一的暑假,他因为读完了张炜的长篇小说《家族》而打定主意当一个作家,从此不曾中断和放弃。接着到南京插班读书,毕业后回到原来就读的学校任教,教写作和美学。徐则臣当了两年大学教师,但是,运河边温暖的落日阳光,那些拍着他的肩膀叫他“小徐老师”、年龄比他还要大的学生,还有窝在宿舍里埋头写小说的清静,都没能留得住“总有出走的欲望”的他,“因为身边没有人聊文学,没有人告诉我,我的小说写得怎么样,我常觉得自己是在世界之外写作”。工作一年后,徐则臣决定考研。又过了一年,他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来到北京。
徐则臣说:“北大给予我的是对文学和这个世界更高一级别的认识,哪怕三年里我大部分时间是窝在宿舍里的一把廉价电脑椅上,眼睛盯着书本和电脑。”北大之于他精神上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求学之余,徐则臣记熟了从研究生宿舍到北大校园的公交车路线上的这些站点:万柳中路,巴沟村,六郎庄,海淀南路,苏州街,芙容里,北大西门……他抱有极大的兴趣,日复一日地观察着那边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的走路姿势和面部表情。“我想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接下来到哪里去。我想知道他们和这个城市的复杂、暖昧的关系。”徐则臣写出了这片区域里形形色色的“北京”故事,从2003年的《啊,北京》开始,《西夏》、《我们在北京相遇》一直到后来的《跑步穿过中关村》、《天上人间》、《逆时针》、《居延》。
有些奇妙的是,这些“京漂”少年的家乡往往都是一个名叫“花街”的地方。花街确有其街,就在徐则臣工作过的运河边的那个城市,那是一条临河而建、弯弯曲曲的小街,经历大规模拆迁,现在花街很短,只有20多米,街两边剩下的都是简陋的小店铺。花街是徐则臣“纸上的故乡”,也许,这是他纪念和回顾那段蜇居日子的一种方式。他一度以为那个安静的小城给不了自己什么,后来才发现,它给了自己一个独特的观察世界的方式:在陆地与大水之间,在古典与现代的边缘。
2 同代人心灵困境:这个年龄该干什么?
2010年,徐则臣又一次出发,这次坐的不是火车。一个人背上行囊,操着半吊子英语,受邀来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赫赫有名的“国际写作计划”。行囊里有他的笔记本,密密麻麻记着片断式的灵感、情节、对话,好些纸片上的字迹都陈旧了。
从2006年开始,徐则臣就打算为自己和自己的同代人写一部长篇小说,但一直没找到好的结构,所以迟迟未动笔。在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期间的一天晚上,徐则臣失眠,正当来回“翻烙饼”之时,一个绝佳的主意蹦了出来:在小说中嵌入“专栏”,以主人公初平阳在报纸上开的专栏文章这种形式,来丰富和补充小说情节不能充分阐述的东西。想出这个结构,徐则臣激动得赶紧给朋友打电话。于是,接下来,徐则臣花了一年时间把《耶路撒冷》里的“专栏”部分全写了。
难度不在于怎么写,而在于写什么。徐则臣从“70后”普遍关心的问题里挑出十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家乡与异乡,爱情与婚姻,朋友之道,时间与记忆,“凤凰男”……
但最重要的问题无法用一两个词组来概括。徐则臣说:“在写这个小说时,我问了很多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你在这个年龄段,你认为自己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在意的东西是什么?很多人回答是他不知道要干什么。”
这是关于理想的危机,不是狭义的理想,是心灵的方向。徐则臣说,“70后”这一代人现在走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阶段,也是现实和理想交相压迫他们的时候,产生了许多焦虑、迷茫和无力感。
徐则臣说,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往前走,走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去,越走会越清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干什么。
3 《耶路撒冷》写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
36岁的徐则臣在2014年出版了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小说花了他6年时间,洋洋40余万字,抒写了一部“把自己心里的东西清理干净,让自己心安”的小说。《耶路撒冷》以北大博士生初平阳为赴耶路撒冷继续求学,回家乡卖掉祖屋筹集生活费为线索,在几天的时间里交叉展开回忆与现实。
徐则臣说,以他个人的视野和经历并不能为这整整一代人代言,他也从未想过要为一代人代言。他所写的,只能代表他看到和他想到的“70后”。
《耶路撒冷》写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年轻人从故乡这个点走向世界,又走回这个点,在一收一放之间,把流动的中国和流动的青年之间的各种状态呈现出来,也囊括了这个世界不同的侧面。小说中,儿时的伙伴易长安、秦福小、杨杰、舒袖、吕冬等因缘际会再次相逢,他们长大成人的经历各个不同,所遭遇的挫折和面对的问题也迥然相异,然而,归结起来是一句话:这一代“奔四”的“70后”们,如何在陌生的全球化都市森林和价值迷宫中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坐标,如何在层叠着历史与想象的现代世界中理解“我是谁”。
《耶路撒冷》的出世,在中国当代文学大地上留下了“70后”一代人成长史与心灵史的界石。
采访手记
则臣与则成
36岁的徐则臣,已为人父,已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当了好多年的编辑,已经拿了不少文学奖,却依旧穿着朴素的T恤衫,背着大学生款式的双肩包,挤地铁上下班。烈日下他行色匆匆,耐渴耐饥,质朴本色,正像那些从全国四面八方来到北京“漂着”的大学生和打工仔——而这些人,是徐则臣迄今为止文学生涯中用了最多笔力雕刻的人物群像。
摇晃的地铁上,我问徐则臣,那个关于“余则成”的传说,是真的吗?他笑笑,是真的。这个问题他被问了无数次。
当年,作家龙一投稿给《人民文学》,责任编辑正是徐则臣。因为是朋友,龙一就偷懒套用了一下,把小说《潜伏》里的男主角名字取成了“余则成”,发表时,徐则臣也没做改动,当时他想不就是一篇小说,又没直接用“徐则臣”。谁料,电视剧《潜伏》的红遍全国,让人们记住了这个名字。从此,徐则臣和陌生人打交道,总会被追加一句:你的名字很像那个孙红雷演的特工。有些会议的席卡上,他的名字干脆被写成了“徐则成”。
看着徐则臣方方正正的脸上认认真真的尴尬,我忽然想起曾有一位评论家说,徐则臣身上有令人敬佩的“忠直无欺”之气。文学的奇妙传播行径,却着实“欺”了一把忠直的徐则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