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林岚 曾任《新民晚报》副总编辑。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时投身救亡运动。1941年起，先后任陕西《青年日报》、西安《华北新闻》、重庆《新民报》等报纸的记者、编辑、主笔、总编辑等。1983年评为首批高级记者。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85年-1996年间，与老漫画家张乐平、华君武、丁聪、特伟等共同创办《漫画世界》画刊，担任执行主编。出版作品有随笔、散文、传记和小说，其中有《赵超构传》等。

　　早年在台湾有“最美丽的女作家”之称的郭良蕙女士，于去年6月19日在台北逝世，享年八十八岁。郭女士一生写了近七十部长篇中篇和短小说，可谓著作等身，一度在台红得发紫，但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台湾媒体、包括从前天天登她作品的报纸，没有发表一条新闻。事隔数月，我经友人转告，才看董桥先生2013年9月22日发表于上海《文汇报》副刊《笔会》的《春尽》和同年11月17日贺越明先生的《郭良蕙离沪赴台之前》两篇文章，得知这个过时已久的消息。 

　　我已老朽，不大与闻世事，但与郭良蕙相识已七十多年，有些陈年旧事，知道的人绝少，我如不说，恐怕会石沉海底，永远的秘密，连她的至亲好友也一无所知。 

　　一

　　我第一次见到她，大概是1942年，地点是西安。那一年，我初入新闻界，是西安一家青年报的小记者，刚二十出头。郭是当地教会学校尊德女中高中学生，大约十六七岁。我们一同受邀去中国旅行社西京招待所参加一个朋友的西式婚礼，席位排在面对面，就此相识。与她同行的还有一位同学，两人虽然都只穿校服，不施脂粉，没有修饰，但比一般的“北地胭脂”长得清纯秀丽。在众多贺客的起哄、促请下她俩唱了两首英文歌。当时陈云裳主演的港片《木兰从军》正在大后方放映，到处流行《月亮在哪里》那首情意绵绵的电影歌曲，婚礼上也唱，郭再也不肯唱却唱了自己的歌。新郎卢敦生与她们是师生关系呢还是亲友？我不知道。 

　　婚礼不久的一场事故，抹去了郭良蕙留下的美好印象——说不上什么惋惜或遗憾，西安那样一个国共双方军事政治斗争的前线，社会环境异常复杂，什么波诡云谲的怪事都可能发生，甚至突然发生在身边。

　　二

　　郭良蕙的那位熟人，也就是婚礼上唱主角的新郎倌，没过多久，他变换角色，演了一出《偷自行车的人》那样的小闹剧。

　　婚后个把月，三青团在西安梁腐街新造的罗马式建筑风格的“青年堂”落成。开幕之日举行盛大文艺演出，院内院外人山人海。卢敦生新官上任，又是新郎，骑的却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散场前乘人不备，悄悄偷了停在一旁的“豪华型”的进口新自行车，正要夺门而出，被看车的人当场抓住。审讯中，偷车贼的戏改唱成了“夜审特务”，卢某供认：原来国民党中统局西安机关早已侦知三青团内有共产党活动，因此命卢迅速搜集证据，将中共地下组织名单呈报老蒋。卢某认罪后留下笔据，就被以“骑错车”的过失掩盖过去，悄悄释放，不知所终。此案的处理，鸡犬不惊，证明国民党中CC、黄埔二系的“窝里斗”不可调和。

　　事后多年，据当年的审讯官申健（中共地下党员，建国后任中联部副部长）谈起，那天夜里他是以军统特务头子的“官方身份”审讯的，他持有可调动一定数量军警武装力量的红色特务证。至于卢某的口供必须呈报胡宗南知道，这样才能进一步证明他们这些人对胡的“忠诚”。

　　卢敦生的学生或女友郭良蕙，知道不知道卢的真实身份和后来的去向呢？我估计并不知道。 

　　三

　　也是前缘未尽，1948年春天，我与郭良蕙又在上海见面。 

　　1946年我从重庆《新民报》调来上海的《新民报》工作，1947年5月，我们报纸因屡次揭露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又刊登讽刺诗、讽刺漫画，闯了祸，国民党以“意图颠覆民国”的罪名，与《文汇报》、《联合晚报》同一天被查封，还抓捕了我报记者。三个月后，经陈铭德夫妇多方奔走，终于“有条件启封”复刊。条件是由国民党市党部“介绍”一个名叫王健民的来当总编辑，他是上海师专（现在上海师大的前身）训导主任，在美国办过侨报，他自然是此派大将方治、潘公展的人。王先生来时，又带两名佩手枪的公开特务蒋志清和邓武荪坐镇编辑部，监视编辑记者一切活动。偶尔也作为记者写点新闻稿，但很少见报，因为稿子须经过我的手发排，能否见报，我还有一点决定权。总编辑本来是赵超构，为了让位给王健民，他改任总主笔，代理上海社经理（社长）。 

　　相隔不久时间，编辑部又来一位小姐，邓季惺介绍：“这位郭良蕙小姐是铭德的同乡人何隆庆介绍来做记者的；何先生是首都卫戍司令部稽查处长。”赵超构面有难色，但于公于私都不能拒绝。我在旁解围，说：“记者够了，我们是个小报馆，记者倒是比大报还多！”赵超构说：“何处长那边，不好得罪。记者力量确实已经饱和，先在校对组帮忙吧，过些时慢慢调整工作。” 

　　编辑部的人对郭和蒋志清、邓武荪三个都“冷眼相见”，谁也不和他们搭讪。蒋是老牌特务，76号，中统，都干过，倒也坦然自若，每天上班，吸支烟、喝杯茶就走。邓武荪称是“方主委的干儿子”，要为方治效力，不时塞些稿子来，甚至手枪搁在编辑桌子上，意图威胁，连王健民都觉得太不像样，笑他幼稚。 

　　郭良蕙在这样的时候到报社来，我不敢相认，只能“视同陌路”。 

　　校对组校对员王湛贤是作家柯灵的外甥，从小由母舅柯灵带到上海读书、谋职，学习文学创作。由于柯灵的辅导，在开明书店出过两本文学作品，笔名阿湛，当校对是有点委屈了他。郭良蕙枯坐无聊，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知音。二人一见如故，一有空就唧唧哝哝，谈个不已。旁边的人觉得诧异，一个珠光宝气，衣着华丽的妙龄少女，怎么会看上一个从农村来的傻小子的？他们向赵超构反映了情况。赵找王湛贤谈话，要他上心，“要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王湛贤大笑：“我不会跟她恋爱的！她也看不上我，我哪一样也不及她。我们谈什么？尽是写作上的话，不谈别的。我对政治没有兴趣。” 

　　在校对组的一隅密谈久了，人言啧啧，郭良蕙邀王湛贤到汇中饭店去谈。有一次问起我的情况，她还邀我过去见面，请我吃了杯咖啡。我觉得我应该“提高警惕”，与之划清界限了。 

　　大约过了三个月，郭良蕙不告而别，不再出现。据王湛贤说：“飞了，她早飞台湾了。” 

　　王湛贤确实有些文学天才，写作也勤，解放后《新民报》改版，我负责文艺报道，建议报社调王湛贤为文艺记者，采访文学界新闻，主编本报上一个《儿童文学》周刊。

　　四 

　　1957年春天王湛贤在文艺组公开宣称他准备去香港。因为他的女友已入了英国籍，在港定居。他的作品也将在香港出版。他的女友是谁呢？我没有向他打听，因为对此毫无兴趣，不敢自找麻烦、言及“海外关系”之类的问题。 

　　反右斗争开始，王湛贤首当其冲，他的“敢言”之名是全报社公认，“有口皆碑”的。但人们不知道，王湛贤身后有个美丽的女人影子。 

　　郭良蕙自己也不知道。 

　　想来郭的英文是不错的。赴台后为维持家用，先是从事文学译述，继而开始创作。她早期的小说如《银梦》是个短篇小说集，我看文笔平常。成名作《心锁》，读者以为是成熟之作。但因为写的是乱伦的故事，女主人公夏丹琪因情人范林对她不忠实，忿而嫁给自己并不爱的医生江梦辉。婚后旧时情人成为她的妹夫；江弟梦石成了她情夫。她与小叔、妹夫常在北投偷情。小说里关于性的描写，读者认为是“五四以来最露骨最大胆的”。 

　　《心锁》1962年先在台湾《征信新闻报》的《人间》副刊连载，同年年底出版单行本，舆论哗然自不必说。台湾师大老教授、前辈作家谢冰莹——她也是从西安去台湾的文化人，战时曾在陕主编《黄河》文学期刊。于次年4月在台湾“中国文艺学会”理事会上提议，开除郭良蕙会籍。随之台湾“中国青年写作协会”、“中国妇女写作协会”也开除了郭的会籍。这是因为台湾当局的“内政部”在1963年1月下令查禁《心锁》。

　　郭良蕙是四川大学老校长黄季陆的得意门生，她步入文坛成为多产作家，并很快成名，恐怕离不开黄季陆、罗家伦等老人的奖掖、多方吹嘘，也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支持。黄氏早年留学美国，曾二度出任“内政部长”。如果是黄当权，《心锁》会被禁吗？ 

　　支持郭良蕙，为《心锁》叫好的人也不少，我看到台湾作家、西北大学毕业的尹雪曼和作家王书川、陆震廷、艾雯等在台南表示声援，呼吁当局尊重写作自由。香港美国新闻处《今日世界》杂志曾用郭良蕙照片作封面；香港《亚洲画报》连出两期专刊，讨论《心锁》，批评台湾禁书。《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先生是留英的，抗战时期在西安工作，赴台后进入决策层，成为郭良蕙家常客，当然，他也会同情郭良蕙，为她讲好话。郭的作品有不少发表在《中国时报》上。由于《心锁》风波的影响，郭良蕙声名四播，台湾地区以至东南亚各国书商频频盗版印刷，《心锁》与郭良蕙作品销路反而很好，市场扩大，印数惊人。 

　　五

　　“有缘千里来相会”，在垂暮之年，我竟再一次与郭良蕙见了面。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来临，我们的《新民晚报》被迫停刊十余年后幸遇死而复苏的机会，得以复刊。我也得以了解郭良蕙赴台后的某些经历。原来她1948年从《新民晚报》不告而别不久，即与国民党空军的一位名孙吉栋的人结了婚，并飞赴台湾，先在屏东“眷村”，后在嘉义居住。不知是哪一年，与孙先生分手，迁居台北。她祖籍山东，出生于河南开封。抗日战争初期随家人避难西安，尊德女中毕业后，没有上城里的西北大学，却考上成都的四川大学外文系。——这样看来，1948年她到上海来是为在复旦大学外文系完成未竟的学业，并非上新闻系（所谓“新闻系毕业”之说明显是他人为推荐她进《新民晚报》而设的“介绍词”）。过去我们一直以为是当时首都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新民报》老板陈铭德的同乡人为她包了汇中饭店的客房，恐也未必。“金屋藏娇”的人为什么不是她的未婚夫孙吉栋呢？ 

　　海峡两岸开禁，恢复往来以后，常去欧洲各国观光、迁居香港从事收藏研究文物古玩的郭良蕙，很想回大陆探亲访友、内地重游，其间她回来了几次？我不清楚。那是1998年春天吧，她回大陆时，角色又改变了，这次她是以“国际性的著名女作家”身份“登陆”的。从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岗位上退下来转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黄华同志在京接见了郭良蕙，与之亲切交谈。黄华是燕京大学出身，与她是有话可说的。与此同时，上海北京各大报报道了郭良蕙的活动，翻印了她的代表作，文学团体举行了郭的作品研讨会。郭受邀出席复旦大学海外华文作家研究会的欢迎活动后，提出要求：回访《新民报》，看看从前的老同事。 

　　到这一年，《新民晚报》也是历尽沧桑，人事变化很大，老人在世的已寥寥可数。原来的总主笔赵超构先生已下世七年，早先“民营”时期的老板、创办人陈铭德、邓季惺先生伉俪已作古多年。数来数去，与她相识的只剩下一个，就是区区我。 

　　《新民晚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金福安出面作东，陪客除了我，还有原任总编束纫秋、原副总编冯英子都与郭良蕙素昧平生，但上面关照：“须以礼相待”，不能怠慢。 

　　六

　　我与郭良蕙虽曾相识，但我一直当她是卢敦生之流，是国民党“统”字中人，此行忽以新的面貌相见，心里总还是大惑不解的。谁知，她一来就把我拉到一旁，郑重其事地悄声说：“你们早先是个误会，我不是特务。我没有做过特务！” 

　　“那么，你不是跟王健民、蒋志清、邓武荪三个一道来报社的吗？” 

　　“我不认识他们。我是某大员（要人）介绍我来的。” 

　　主人、陪客都在等着入席，我们没法再交谈下去。欢迎宴会是在友谊会堂的一间包房里举行的，环境雅致，席面丰盛，算是贵宾用的酒店，显然是上面有人事先有了关照。 

　　宾主间谈些什么，我一点也不记得，反正都是客客气气的谈话。保证各自小心，不失礼，不出格，避开一切敏感话题。 

　　散席离座，摄影留念。她又悄悄问我：“阿湛为什么不来？”阿湛是她真正要见的老同事老朋友。

　　我感到突然：“他不在了。1957年被错划右派，送青海劳改，病死在农场里都快四十年了。” 

　　“阿湛怎么会……” 

　　“他这个人很单纯，不像我们老于世故，他什么话都敢讲……那个时候每一句都可划右派。” 

　　她沉默不语，神色黯淡几秒钟，勉强笑了一笑，转身向主人告辞。这天她穿一身黑色或藏青色皮茄克、皮裙，脸上还薄施脂粉，黑眼圈。我觉得她是一个自恋自信的人，像希腊神话中的那喀索斯，一个顾影自怜的人，最终变成水仙花。 

　　识而不识。相识七十多年，我始终看不透她是个怎样的人。 

　　束纫秋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老领导。他倒是有点看出来，事后还问我：“你不是说她可能是女特务么，你们怎么那么亲热地谈话？”我只好说：“我们可能多疑了。”